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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06章 整肃西南(5)

秦时竹等人和蔡锷之间的会谈,当真也是中华民国政治史当中的一个轶闻。虽然当事人都没有对期间的事情做出过多的解释,便连蔡锷本人或者陆尚荣等人也没有在回忆录当中说出更多话语,但事情的发展确实急转直下。

待得欢迎蔡锷晚宴举行、进行西南军区司令长官正式述职之后,秦时竹颁布大总统令,以蔡锷“劳苦功高、功勋卓著”为由,授予蔡锷“勋三位”,意思对蔡锷担当边疆的认可。

但是情势急转直下,没过几天,蔡锷便因身体不适住进了人民医院,随后又递交了辞呈,以身体不适为由,辞去本兼各职,坚决要求卸任。随后几天,又传出蔡锷喉咙中患有肿瘤,需要接受手术的消息。主刀的医生,据说还是外国人。

一连串消息,让人眼花缭乱。蔡锷在天津港口的检阅,是外界所熟悉的,那时仪态神武亦为人所关注,怎么就几天功夫,居然病得不能视事,连各种官职都要辞去呢?这当中,又有数个版本在外面流传:有的说,蔡锷本来没病,但中央为了解决西南,强行把蔡锷送进医院,好进行其他计划,所以蔡锷才不得不称病辞职;有的说,蔡锷来京之前身体很好,就是在天津之时也好得很,但在国宾馆住下之后,秦时竹等人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在蔡锷的饮食中下毒,蔡锷这才有病;还有的说,蔡锷有病是真,但这病本来不重,主要是中央要解决西南问题,这才公布蔡锷有病的消息,蔡锷既然受到各方面压力,便只能顺水推舟,说自己有病要辞职……

林林种种的消息,结合起来,当真是活脱脱的一番话剧。在这一点上,确实不容小觑北京人民,特别是某些人士的政治想象力,在成为国都数百年后,到处都浸淫着阴谋传说,乃至于真相反而无人提起,以讹传讹的事情倒是层出不穷。

这些消息,正统的报纸自然不会登载,但难免有些小报会出于招揽读者的心思而刊登之,反正只要加个“市井传闻,未经证实,不代表本报立场”的由头便能减轻罪过,更何况,《新闻法》虽然有管制作用,但如果内务部真的大张旗鼓去查处,反而是给这些小报做了免费推广,穿越出身的葛洪义可没那么容易上当,自然是置之不理。

蔡锷当真也是苦笑不得,因为事情的来龙去脉,现在几乎已经说不清楚了。

秦时竹所需要的礼物,便是和平解决西南问题,而要想和平解决,钥匙只能在蔡锷身上。蔡锷北上述职,这道锁已经开了一半,而蔡锷辞去本兼各职,完全放弃对云南的遥控指挥,则是解决问题的全部。对陆荣廷和唐继尧两人而言,秦时竹是不指望他们能幡然醒悟,从实力政治中走出来的,要想解决问题,只能摆出更大的实力,于是,蔡锷便成为其间的焦点。

按照四人商议的结果,蔡锷是要在逐鹿计划中独当一面的,自然不可能分心兼顾云南的事情。蔡锷也明确地表示,将云南托付给朱德,并进而进行军民分治,是自己乐见其成的。由此,众人便议定蔡锷以身体有病为由宣布辞职。

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个曲折,秦时竹等人是不会告诉蔡锷的——按照历史进程,蔡锷将于1916因为喉癌逝世。必须对这个进程进行扭转,否则蔡锷的历史只能戛然而止,如果直接告诉蔡锷,后者绝对不会相信,甚至还会怀疑秦时竹等人的用意。是故,这一节是绝对不能加以提示的,但好就好在,安排了因病辞职的由头。

为了对付无孔不入的记者,也为了对其他关心政治的外国观察家有个交代,蔡锷住进了医院,而且接受了细致的检查。特别是,主持的还是一个洋大夫。蔡锷原本是抱着走过场的心思去的,哪里晓得,果真查出了毛病。他一开始还不愿意相信,认为是欺人之谈,但更换了好几个著名的医生检查,都是类似的结论,这一点他便不能表示怀疑了。

更何况,秦时竹等人已经早就将下一步行动都合盘托出,用不着带着阴谋论或者怀疑论的眼光去认定到底是否做了手脚——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反而是随后前来看望的某些人士,才让蔡锷知道了中间的林林总总,知道了政治的波澜诡谲。国民党方面,明显表达了蔡锷患病一节的怀疑,甚至有意无意地往中央解决西南的角度来揣测。若是以往,蔡锷对这种信息全然不会毫无想法的轻轻放过,但他现在这副模样,有着只能是厌恶与反感。

国家为什么总是搞不好,就在于有这样的人在。大总统说得对极了——有不少人,决定立场和观点出发的,不是事情的原本,而是他们的利益,特别是她们这个小团体或者个人的私利。蔡锷对这一点深感同意。所以,民主固然是个好东西,但民主很多时候,也往往会成为某些人谋求私利的幌子,特别是争论较多、是非复杂的当口。

蔡锷深以为然,在他这个位置上,他已经鲜明感受到了这一点。唐继尧、陆荣廷在辖区内搞得那一套,表面上说是反抗中央对地方的压制,其实是为了将他们自己的威权压制本省区之上。一方面说中央歧视他们的部队,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按照国防军的样子进行后勤独立改造,不愿意接受人员流动和调遣——这样的事实除了用私心来解释,找不到更好、更恰当的理由。

而国民党明显表现出来的拉拢,也让蔡锷心生警惕——他原本以为,秦时竹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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