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06章 整肃西南（5）
秦时竹等人和蔡锷之间的会谈，当真也是中华民国政治史当中的一个轶闻。虽然当事人都没有对期间的事情做出过多的解释，便连蔡锷本人或者陆尚荣等人也没有在回忆录当中说出更多话语，但事情的发展确实急转直下。
待得欢迎蔡锷晚宴举行、进行西南军区司令长官正式述职之后，秦时竹颁布大总统令，以蔡锷“劳苦功高、功勋卓著”为由，授予蔡锷“勋三位”，意思对蔡锷担当边疆的认可。
但是情势急转直下，没过几天，蔡锷便因身体不适住进了人民医院，随后又递交了辞呈，以身体不适为由，辞去本兼各职，坚决要求卸任。随后几天，又传出蔡锷喉咙中患有肿瘤，需要接受手术的消息。主刀的医生，据说还是外国人。
一连串消息，让人眼花缭乱。蔡锷在天津港口的检阅，是外界所熟悉的，那时仪态神武亦为人所关注，怎么就几天功夫，居然病得不能视事，连各种官职都要辞去呢？这当中，又有数个版本在外面流传：有的说，蔡锷本来没病，但中央为了解决西南，强行把蔡锷送进医院，好进行其他计划，所以蔡锷才不得不称病辞职；有的说，蔡锷来京之前身体很好，就是在天津之时也好得很，但在国宾馆住下之后，秦时竹等人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在蔡锷的饮食中下毒，蔡锷这才有病；还有的说，蔡锷有病是真，但这病本来不重，主要是中央要解决西南问题，这才公布蔡锷有病的消息，蔡锷既然受到各方面压力，便只能顺水推舟，说自己有病要辞职……
林林种种的消息，结合起来，当真是活脱脱的一番话剧。在这一点上，确实不容小觑北京人民，特别是某些人士的政治想象力，在成为国都数百年后，到处都浸淫着阴谋传说，乃至于真相反而无人提起，以讹传讹的事情倒是层出不穷。
这些消息，正统的报纸自然不会登载，但难免有些小报会出于招揽读者的心思而刊登之，反正只要加个“市井传闻，未经证实，不代表本报立场”的由头便能减轻罪过，更何况，《新闻法》虽然有管制作用，但如果内务部真的大张旗鼓去查处，反而是给这些小报做了免费推广，穿越出身的葛洪义可没那么容易上当，自然是置之不理。
蔡锷当真也是苦笑不得，因为事情的来龙去脉，现在几乎已经说不清楚了。
秦时竹所需要的礼物，便是和平解决西南问题，而要想和平解决，钥匙只能在蔡锷身上。蔡锷北上述职，这道锁已经开了一半，而蔡锷辞去本兼各职，完全放弃对云南的遥控指挥，则是解决问题的全部。对陆荣廷和唐继尧两人而言，秦时竹是不指望他们能幡然醒悟，从实力政治中走出来的，要想解决问题，只能摆出更大的实力，于是，蔡锷便成为其间的焦点。
按照四人商议的结果，蔡锷是要在逐鹿计划中独当一面的，自然不可能分心兼顾云南的事情。蔡锷也明确地表示，将云南托付给朱德，并进而进行军民分治，是自己乐见其成的。由此，众人便议定蔡锷以身体有病为由宣布辞职。
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个曲折，秦时竹等人是不会告诉蔡锷的——按照历史进程，蔡锷将于1916因为喉癌逝世。必须对这个进程进行扭转，否则蔡锷的历史只能戛然而止，如果直接告诉蔡锷，后者绝对不会相信，甚至还会怀疑秦时竹等人的用意。是故，这一节是绝对不能加以提示的，但好就好在，安排了因病辞职的由头。
为了对付无孔不入的记者，也为了对其他关心政治的外国观察家有个交代，蔡锷住进了医院，而且接受了细致的检查。特别是，主持的还是一个洋大夫。蔡锷原本是抱着走过场的心思去的，哪里晓得，果真查出了毛病。他一开始还不愿意相信，认为是欺人之谈，但更换了好几个著名的医生检查，都是类似的结论，这一点他便不能表示怀疑了。
更何况，秦时竹等人已经早就将下一步行动都合盘托出，用不着带着阴谋论或者怀疑论的眼光去认定到底是否做了手脚——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反而是随后前来看望的某些人士，才让蔡锷知道了中间的林林总总，知道了政治的波澜诡谲。国民党方面，明显表达了蔡锷患病一节的怀疑，甚至有意无意地往中央解决西南的角度来揣测。若是以往，蔡锷对这种信息全然不会毫无想法的轻轻放过，但他现在这副模样，有着只能是厌恶与反感。
国家为什么总是搞不好，就在于有这样的人在。大总统说得对极了——有不少人，决定立场和观点出发的，不是事情的原本，而是他们的利益，特别是她们这个小团体或者个人的私利。蔡锷对这一点深感同意。所以，民主固然是个好东西，但民主很多时候，也往往会成为某些人谋求私利的幌子，特别是争论较多、是非复杂的当口。
蔡锷深以为然，在他这个位置上，他已经鲜明感受到了这一点。唐继尧、陆荣廷在辖区内搞得那一套，表面上说是反抗中央对地方的压制，其实是为了将他们自己的威权压制本省区之上。一方面说中央歧视他们的部队，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按照国防军的样子进行后勤独立改造，不愿意接受人员流动和调遣——这样的事实除了用私心来解释，找不到更好、更恰当的理由。
而国民党明显表现出来的拉拢，也让蔡锷心生警惕——他原本以为，秦时竹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