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居民知道，即使把全部家产变卖，也难以凑够这庞大的数字，干脆置之不理。金人也无可奈何。
鉴此，张邦昌虽惧金人，也担心京城百姓的愤怒情绪，恐危及自家生命。在处理日常政务时，采取了一些权宜措施，也穿梭般地展开了一系列活动。
首先，不称“朕”，见百官仍自称“予”。规定百官面陈得旨为“面旨”、内批称“中旨”、手诏为“手书”，还不御殿、不受朝。执政，侍从以上坐议，言必称名，饮膳起居不用天子礼，遇金人至则遽易服。他将办公地点设在文德殿（皇帝的办公地点为紫辰殿和垂拱殿），将办公桌椅西向放置（皇帝的座位是南向放置的）。他坚决制止朝廷官员，向他跪拜行大礼。当有的官员为了巴结讨好而对其跪拜时，他必定“东面拱立”。凡此种种，都充分证明了他始终是与朝廷官员们，以同事和平级关系相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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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四日，邦昌致书金酋，恳免征催金银。信中写到：“仰荷大恩，敢不论报，虽割肌体，岂足能酬……遂全亿众于死亡。”
十五日，邦昌亲往青城，拜见金帅，提出了“不毁赵氏陵庙，罢括金银，存留楼橹，借东都三年再迁江宁府，乞班师，降号称帝，借金银犒赏”等七项重要提议，并通过积极的外交斡旋工作，得到了许可。
十七日，邦昌命令尚书省张榜城中，就赦免囚犯、录用官吏、蠲（捐声，免除）免债务，发放赈济、抚恤死亡等，逐项作了规定。
十九日，邦昌派国子祭酒抚慰太学诸生。自金人围城时起，太学诸生困于齑盐，膳食不继，婴疾（缠绵疾病、患病）而死者，每月不下数十人。邦昌命，延医调治。
23日，邦昌亲自致书金军统帅，成功的将左丞冯澥、管军郭仲荀、签书枢密院事曹辅、太常少卿汪藻、礼部侍郎谭世绩、中书舍人孙觌以及徐天民、苏余庆、沈晦、路允迪、黄夏卿等，一干政治精英争取回到了汴梁。前御史中丞秦桧等，曾经反对他当皇帝的态度最为激烈，他也没有计较前嫌，同样请求放归。
同日，张邦昌致书金人，乞免括金银。信中言明：“从政之初，民心离散，怨谤交兴，邦昌恐以此主国，必致倾仆。”此时金人已搜刮到了足够的金银，也深知倘竭泽而渔，百姓铤而走险，后果堪虞，于是顺水推舟，答应了张邦昌的请求，停止搜刮金银。
此外，他还殚精竭虑，请求遣还诸王夫人及诸帝姬，希望通过“曲线救国”的策略。因为当时有部分夫人的腹内正有孕，想为皇室宗族保全一丝血脉，可惜被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粘罕看破，没有成功。
28日，邦昌听说宣和帝、靖康帝父子要被金人押到北地。便使僭用天子仪卫、法驾，脱去龙袍换成缟素，率文武百官及城中的百姓，在南薰门摆设香案，面对囚禁二帝的金营遥遥祭拜，哀哀痛哭，声泪俱下，一副为人臣子之耿耿忠心的样子。
可是，当他到金营与他的恩人话别时，却又要换了一副颜色，不敢造次。他穿红袍、张红繖，威风凛凛。王时雍、徐秉哲、吴幵、莫俦等，众星捧月一般簇围左右，俨然一位货真价实的真龙天子爷模样。
这天，完颜宗望，首先退师。宣和帝、宁德皇后及诸亲王、妃嫔以下，乘牛车八百多辆，经滑州向北进发。
接着，四月一日，金军完颜宗翰退师，靖康帝及皇后太子等，被粘罕军，押解北上。大军由郑州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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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金人北撤时，本想留兵保护张邦昌。可权领门下省的吕好问却拒绝说：“南北风俗不同，恐北兵不习惯南方的水土，必不相安。”
金人又说：“留一勃极烈，统兵如何？”
吕好问说：“勃极烈，皆是贵人，倘若有了差池，负罪不浅。”
金人于是，不留一兵一卒，邦昌也顺其自然，并不争取。
张邦昌见金人已撤，一面令人接管城防，一面张文天下：“天下承平，几二百载，百姓安业，岂复知兵！乃者奸臣首结边难，招致祸变，城守不坚，嗣居皇帝（靖康帝）越在郊野。予以还归，横见推迫，有尧舜之揖让，无汤武之干戈。四方之广，弗通者半年；京城之大，无居者三月。从宜康济，庶拯艰危。”
帮昌帝，为人不齿。汴京忠义之士耻之，城中一个叫徐俯的致仕官员，新买一婢，名曰昌奴，偏偏在大庭广众之下直呼其名，使张邦昌难堪。
帮昌帝，也有奉承。工部侍郎何昌言，请求更名善言，其弟何昌辰，请求更名何知言，以避张邦昌之讳。
不齿也好，阿谀也罢，尽显人性百态。
张邦昌被迫称帝后，自知僭越。姑且不论，悻悻作态也好，真情实意也罢。其外对金人一味求拜，内于楚廷谨小慎微。就其言行举止、所作所为，委实不易。可谓“里外受制，夹缝施政。”
张邦昌，按其言论，接受封位，是为了“本为生灵，非敢窃位。”
即，自视全心是为减轻伤亡与损失，争取保护利益。亊实上，张邦昌政权是为“减贡”做了些亊，也是有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