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曜的瞳孔猛然一缩，看着孙偓，面上却露出古怪地笑容：“惠陵？孙相公说的，可是宁王墓？”
孙偓道：“右相慎言，先玄宗皇帝钦赐该处为‘惠陵’。”
李曜历来慎言，但今日却偏偏毫不慎言，又道：“某只听闻当地百姓称其为‘让冢’，惠陵云云，不过一说……帝陵者，如何仅有一间墓室？即便太子，亦有双墓室。而天子者，该合三墓室，是以称陵。”
孙偓淡淡一笑：“右相总摄枢机，若有心纠正此误，大可以请旨动工。”
李曜盯着孙偓的眼睛，忽而一笑，轻声问：“这是……陛下的意思吗？”
孙偓反视李曜，不卑不亢：“陛下既为至尊，无论何时何事，皆为李唐社稷着想。但凡于李唐社稷有所臂助者，陛下自然从善如流，右相不必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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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让皇帝之后”这个伏笔伏了百多万字，该揭破了，附上一些让皇帝李宪的介绍。
李宪，原名李成器，因避玄宗之昭成皇后讳，改名宪。睿宗长子，肃明皇后生，为玄宗李隆基之兄，封宁王。本是睿宗嫡长子的他将储位让予睿宗三子李隆基。也因此身后得到了历史上贴切而独特的谥号——“让皇帝”。据记载，唐代历史上只有5位追谥皇帝。孝敬皇帝李弘（高宗第五子）；殇皇帝李重茂（中宗第四子）；让皇帝李宪（睿宗长子）；奉天皇帝李琮（玄宗长子）；承天皇帝李倓（肃宗第三子）。而这5位追谥皇帝之中最后一个被废毁庙祠之仪的（文宗开成四年），就是让皇帝李宪。可见李宪在当世的地位之高，可以称得上是5位追谥皇帝之首。
李宪一生中最闪耀的事迹在史籍之上却只是草草带过。《新唐书》中对此事的过程有着这样的记载：“睿宗将建东宫，以宪嫡长，又尝为太子，而楚王有大功，故久不定。宪辞曰：‘储副，天下公器，时平则先嫡，国难则先功，重社稷也。使付授非宜，海内失望，臣以死请。’因涕泣固让。”
由上文描述中的“臣以死请”与“因涕泣固让”不难看出，李宪避让太子之位的意志坚决，绝不是被人胁迫，抑或是迫于形势所作出的无奈选择。在储位斗争异常激烈的封建时代，这是极为罕见的现象。是什么样的考量使得李宪做出这样的决定，而这样的考量又来源于怎样的现实环境呢？做出避让储位的决定，又会给李宪此后的生活带来哪些结果及影响呢？
依照嫡长子继承制“立嫡以长不以贤”的规定，李宪将成为太子一事毋庸置疑。实行嫡长子继承制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争斗，从而稳定统治秩序。秦汉及其以后，除清代采取秘密立储制外，大多数王朝都将嫡长子继承制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继承过渡的基本形式。
但纵观历史，嫡长子继承制在实际操作中的可行性并不大，抑或是不具备现实条件，抑或是有其它人为因素在作祟。嫡子在历代君主总数中的比例更是很小，如秦汉两朝皇帝中仅3人为嫡出，宋代仅3人，明代仅5人。
就中国古代而言，为争夺最高统治权而弑父杀兄之风以南北朝与隋唐五代时期最盛。这主要是由于北方少数民族的继承制度是依照“森林法则”弱肉强食，能者居之。而中原人则习惯于奉行出身和血统为主导的继承方式——嫡长子继承制。在民族大融合的背景下，两种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便引发了较长一段时期中，继承制度在实际操作中的摇摆，其表现是非正常化的统治阶级内部的皇权过渡。
自隋开国至“让皇帝”李宪所生活的年代，对皇位的争夺就没有停歇过。隋代文帝朝的太子杨勇与晋王杨广，唐代高祖时的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太宗朝的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其显著特点便是嫡长子的继承地位受到了非嫡长子的挑战，其结果也往往是太子被废，另立储君。
“储副，天下公器，时平则先嫡，国难则先功，重社稷也。”这是李宪自己对辞让太子之位原因的官方解释。其中这“功”由来源于对兵权的掌控。依照“君之嗣适，不可以帅师”的惯例，作为储君的他们不能拥有兵权。最初是出于对储君自身安全与国家安定统治的考虑。而渐渐的，对功臣将领的不信任使得兵权转移到了非嫡长子子嗣之手。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的他们就有了与合法继承的嫡长子竞争的筹码。功高震主，声名远播之时，二者的矛盾也就激化了，或多或少都会产生些利益冲突。
本应依照上述定论发展的储位之争，在李宪与李隆基之间却失效了。没有兵戎相见，争斗结党，而是平静异常，兄友弟恭，甚至相互谦让。也许是30年的世事变迁使李宪已经看惯了这一次次历史悲剧的重演，开始了对历史的反思。这就不能不谈及李宪超脱这种历史宿命的特殊性。
李宪不仅是嫡长子，而且还有着两次被立为皇储的经历。“文明元年，立为皇太子，时年六岁。及睿宗降为皇嗣，则天册授成器为皇孙。”虽然，就这点而言比起李隆基有很大优势，但这两次都是武则天定立李宪为皇储的。例如，天授元年，武则天称帝，改国号为周，“以皇帝为皇嗣，赐姓武氏；以皇太子为皇孙。”李旦变成了“武旦”，李成器也就变成了“武成器”。作为其祖母武则天法定继承人的李宪还曾有过姓武的经历。在反武势力夺得政权的当下，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