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上海的街头，打量着过往的行人。每当有人走近询问时，他和其他打工者会一拥而上，侥幸被挑中的喜笑颜开，大部分人却是失望而回。许多人甚至一整天都无事可干，这样的场景每天在这个城市里四处可见，没有人会觉得奇怪。他叫李杨来自西部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省份的乡下，家中父母早逝，他从小与姐姐李月相依为命。姐姐嫁人后，跟着丈夫外出打工，挣一点微薄的工资供弟弟上学。虽然书读得不错，但由于经济来源不足，李杨勉强读完高中就辍学了。
他先是在家打打短工，帮人种几亩薄田，赚的钱有时连吃饭都不够，后来看到村里的青壮年都去城里打工，便也想出来看看外面的世界。这时他姐夫正在上海的一处建筑工地上做泥水工，生活还算稳定，便把他接出来，让他到自己干活的工地上帮忙。李杨侍弄过农活，但从未接触过工地上的事，不知是天生不适应，还是刚到城市紧张害怕，简单的如搅拌水泥和砌砖之类的活总是不上手。不是沙放多了，就是水放少了，要么就是他砌的砖走样不密封。几天下来，包工头便拉长了脸要他走人，姐夫怎么说好话也没用，只得让李杨先待着看看。过了几天，联系不到活干，姐夫寻思着，不会干工活，总能打扫卫生、搬运东西什么的吧，毕竟李杨是个大小伙子。主意一定，第二天姐夫特地请了一会儿假，带着李杨来到闹市区，找了个地方，要他待在这儿等工。姐夫没有说更多的细节，只是一个劲地叮嘱：“眼要快，脚要快，嘴要快。”李杨不住地点头，说姐夫你走吧，我知道怎么做。姐夫走后，李杨便静下心来等着雇主。
毕竟是第一次开始这样的营生，初到城市的李杨显得笨嘴笨舌的。偶尔有雇工的人过来问他，没等开口，别人就一窝蜂地窜过来，嘴里叽喳个不停，等到他挤进去，人家都已谈好上工了。一连几次都是如此，李杨在埋怨自己的同时，也只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别人离去。转眼到了中午，饥肠辘辘的李杨捏着兜里临出门时姐夫给他的十元钱，问了几家小吃店，最后才在一家最小的店里吃了一碗一元钱的拌面。中午一般不会有人来雇工，李杨回到刚才的地方，找了一处树荫，躺下后不久便酣然入睡。睡梦中他感到腰上一阵剧痛，睁开眼睛看见身旁站着几个戴大盖帽穿制服（以后他才知道这是城管）的人，正驱赶着像李杨这样的打工者，腰上的疼痛是其中一个矮胖的人用脚踢的。踢李杨的人一看他醒了，又抬起脚向他的腿踢去，一边嘴里骂骂咧咧道：“滚起来，滚远点，谁让你在这儿睡觉？影响市容，不想活了你。”
李杨一边起身一边嘟哝：“说就是了，打人干吗？”声音虽小，另一个个子稍高的大盖帽听到了，二话没说，上前就是一脚朝他的腹部踢去，李杨没有提防，登时一股比刚才还要剧烈的疼痛传遍全身，他不由得弯下了腰。稍高个子还想动手，被矮胖个拉住，这时有同在这儿等工的一个人赶忙过来将李杨扶开，一边小声地劝慰他。
李杨没有想到这个城市给他的竟是这样一份见面礼，委屈、失望、伤心、痛苦交织在他心头，一时间脑子里一片空白。他开始怀念在家的时候，虽然日子过得苦点，但不用低声下气地求人，更没有这种屈辱。这才只是第一天，后面怎么办？还要不要找工作？找不到怎么办……，李杨呆望着地上，胡思乱想了一个下午，中间有人过来问工，他也没有理会。傍晚时大伙儿陆续散去，李杨活动了一下身子，感觉被打的部位已经没有那么疼了，便也准备离开。
这时，一个卖烤饼的小孩子出现在他的视野里。孩子可能刚十岁出头，左手撑握住一只扁萝，扁萝的另一侧顶在腰上。萝里零散地放着十几个烤饼，可能是还没有卖完的。孩子的右手抓着一把小扇子。眼下天气并不很热，扇子应该是用来赶苍蝇的。小孩沿着道边走边叫卖，迎面过来几个与李杨年纪差不多大的年轻人，有男有女。
大概是被烤饼的香味吸引，其中一个女孩回头嘀咕了几句，有一个头发染黄的男孩便大声叫道：“喂，卖饼的过来。”小孩赶忙走到他们跟前。“饼怎么卖？”男孩问道。“一块钱三个。”小孩说。“妈的，这么贵，便宜点。”小孩摇摇头，这群人中另一个臂上带有刺青的男孩走过来，“我给你两块钱，这里剩下的饼都给我。”他说着这话时，有意将手臂上的刺青展露出来，这个刺青应该是一个虎头，也许是刺的技术太过粗糙，怎么看也不像虎头，倒像一个猩猩的面孔。不过着实把孩子吓了一跳，但孩子咬咬牙，还是摇了摇头。刺青在女孩面前下不了台，脸上有些挂不住了，“小臭皮，你敢不给老子面子，你无证经营，老子叫工商局的人把你抓起来信不信？”其他几个人也跟着起哄，有一个装模作样地掏出手机大声嚷嚷，似乎立马就可以把人叫来。但所有这一切孩子都充耳不闻，只是很坚定地又摇了摇头。接下来的一幕把在旁边观看的李杨惊呆了，刺青恼羞成怒地飞起一脚，直接把孩子的扁萝踢到了地上。萝里剩下的烤饼撒落一地，大部分掉进路旁的水沟，沟里满是污泥黑水，就是捡起来也不能再吃了。孩子一愣，随即大哭起来。女孩一惊之下，脸上似有不忍，但也没说什么，刺青和黄毛等人嘴里一边嘟囔着，一边转身要走。李杨回过神，纯朴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