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63年十月十四日，在子孔的煽动下，尉止联合司臣、堵女父、侯晋、子师仆等几家贵族，率领私家军队进入郑国首都，在西宫的朝廷上杀死了子驷、子国、子耳，并将郑简公劫持到了北宫。
子驷等三人被杀后，郑大夫子蟜、子西、子产等人迅速领兵杀了尉止、子师仆等人，平定了尉止之乱，其后，郑简公又任命子孔为郑国的执政大臣。
子孔，姬姓，名嘉，字子孔，郑穆公之子，郑灵公和郑襄公的弟弟，为人独断专行，遇事一个人说了算，还经常不拿郑简公当回事。
子孔执政之后，对子驷的“小国之道”政策不削一顾，他认为，晋、楚长期拉锯，使本就蒙受战乱灾祸的郑国还不得不拿出一部分“币帛”用来“敬共”，无疑是雪上加霜。
面对复杂的周边环境，上卿子孔决定坚定的利用晋“分兵疲楚”政策，来重创两国，他心里也很清楚，“分兵疲楚”关键在于自己的态度。
郑国亲附晋国，楚国就一定会来争取郑国，因为在当时没有远程打击能力的时候，郑国对于楚国，是征服中原的最重要的战略缓冲区，只要郑国对楚国不设防，中原对楚国的摩擦全部可由郑国来消化，防止战火蔓延到本国。
如果郑国亲附楚国，那么问题来了——晋国是不愿意致死力来争取郑国，因为没有了郑国，晋国还有卫国，还有黄河。
目前郑国是亲楚的，晋国也正在对秦用兵，这种情况下，晋悼公是绝对不会来争郑的。也就是说，只有郑国亲附晋国，楚国才会北上同晋争郑，说不定还会打一架，晋楚二国两败俱伤的时候，也就是郑国安生的时候。
子孔决定当一名义务的“分兵疲楚”推动者和践行者。
而眼前就有一个机会。
尉止之乱之际，正是中原诸侯在郑国的虎牢、梧地和制地筑城之时，筑城的目的就是准备在郑地建立军事基地，慢慢收拾郑国。
这是郑国投靠晋国最好的机会，楚国也不好追究，于是子孔马上亲自赴晋，向晋悼公提出求和要求。
晋悼公见仗还没打，郑执政子孔就主动求和，非常高兴，同子孔当场签订盟约，还主动提出当虎牢城筑好了就还给郑国，并且安排诸侯的军队帮助郑国戍守（“戍郑虎牢”）。
子孔也很开心，比晋悼公更开心，不是因为虎牢之故，而是因为他知道楚军要来了，如果不出意外，两军短兵相接，斗个你死我活。
如子孔所料，同年（公元前563年）十一月，楚令尹子囊调动大军，开赴郑国，解救处在晋统治下的郑国。
既然“疲楚”，就要下足了功夫拖住楚军。
十一月十六日，荀罃率领第二军和齐、滕、薛三国兵力，从虎牢出发，绕过郑都到达阳陵（今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正阳镇），与楚军在颖水夹河对峙。
荀罃是想借此对峙的机会拖垮楚军，但同时也做好了如果楚军来犯、不与楚军接触就退兵的打算。
对峙不到七日，作为引起事端的郑国开始犯嘀咕了，郑大将子矫认为晋联军绝对不会同楚决战，定会早于楚军退兵，一旦晋联军退兵，楚军一定会包围郑都，到时只怕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建议子孔“不如从楚”。
对于第一次“组织”两个大国构兵的子孔而言，经验和承受能力相当不足，心里的恐惧感也是相当强烈的，稍有不慎，便会小命不保，迅速采纳了子矫建议，派遣使者夜里渡过颍水，和楚国人结盟。
当荀罃得知郑国同楚国再次结盟，觉得拖延楚军的目的已经达到，再拖下去只怕会生变故，便准备撤军。
这个时候，晋下军将栾黡（yan）对郑国的做法感到非常愤怒，拒绝撤退，认为“逃楚，晋之耻也”，不仅是晋国之耻，更是联军之耻，建议荀罃攻打郑国，顺便同楚国一较高下。
荀罃对郑国的背叛也深感无奈，本来想多拖楚一段时间，没想到郑国怎么快就坚持不住，安慰栾黡道：“这次分兵而来，确实没实力抵抗楚军精锐（‘御楚’），更别说保护郑国了，郑国背叛也情有可原。河对岸的楚军虎视眈眈，一旦联合郑国攻打我军，必定陷入腹背受敌的不利局面，如果‘战而不克’，就会被其他诸侯笑话，现在目的已经达到，应当果断退兵。”
二十四日，荀罃率军撤退，在撤退的同时，荀罃还是部分照顾了栾黡的意见，攻打了郑国的北部边境后回国。
楚子囊见晋联军撤退，也率师回国。
此乃“三驾”之一：知己知彼，销蚀楚国。
此一战，晋联军以虎牢为据，以逸待劳，使楚疲于长途奔袭，效果犹胜于战场上的直接杀伤。荀罃干脆果敢，避免同楚构兵，以极小代价换取对楚战略上的绝对优势。
此战虽然没有打起来，但郑国无疑是收获最大的第三方，即争取了同楚国的结盟，又得到了晋国的同情和谅解，可谓两边讨好，八面玲珑。
显然，郑上卿子孔是不满足于小打小闹的人，盟于楚绝对不是最终目的，在郑高层内部，“楚弱于晋”是一致的观念，诸卿大夫对于附晋的呼声很高，但关键问题在于晋对郑的态度暧昧不明，可得可失，才造成了目前晋楚拉锯形势，也让郑国陷入连连战乱。
如何才能让晋军出死力争取郑国（“何为而使晋师致死于我”），让楚国不敢与之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