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枝芳气已销亡，柏梁高宴今何在。春去春来苦自驰，争名争利徒尔为。”——唐﹒骆宾王《帝京篇》
从公元前591年楚庄王卒，至公元前581年晋景公卒的十年间，中原形式从楚国的独领风骚，到目前的晋、楚再次争霸，导致两淮局势动荡不定，吴国的崛起，更使得前景一片茫然。
从晋国方面来说，鞍之一战，齐国大败，其战后遵循周礼的做法，让晋国在诸侯中声望斐然，许多诸侯又重新归晋，形式一片大好，对楚稍占优势。
照这个形势慢慢发展下去，晋国重登中原老大也是板上钉钉的事。
但晋国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永远是老大，结果把一手好牌打烂了——强令鲁国“归还”汶阳之田，引起许多国家的不满；后来又囚禁了郑成公和鲁成公，更加使晋离心离德；到最后更因为秦、狄之忧，眼睁睁的看着楚国蚕食中原诸侯，自己无能为力。
从楚国方面来说，楚庄王死后，楚共王“少主社稷”，重臣专政，霸势转衰，自从蜀地会盟以后，就没起到过好牌。
一方面逼迫申公巫臣叛楚，间接扶持东吴崛起，导致腹背受敌，再无精力北上争霸；另一方面由于权力斗争，导致军队战斗力也有所下降，在以后对郑作战中，竟然多次被郑所败，其素有精锐称号的申、息二师也不敌晋军；最后在调节郑、许关系时措施不当，也导致部分中原与国背楚亲晋。
就这样，两个内政外政都千疮百孔的国家，却始终不忘争霸，导致终年战争不断，江淮、黄淮流域大小诸侯国几乎全部卷入战争，兵连祸结。
受兵火之害最深的，当属地处中原中央位置的宋、鲁、郑等国家，这些国家仿佛成了晋、楚二国的练兵场，谁都可以去场上耀武扬威一番，其饱受战乱的痛苦，无言以叙，非常渴望和平，停止战争。
在这种有强烈和平需求的背景下，迈出第一步的，是晋国。
在晋景公和晋历公政权交替时期，业已开始对秦、楚进行和平试探。
一直以来，晋国始终有同秦修好的愿景，自从一百四十年前的殽之战以后，秦人便同晋人势同水火，之后的令狐之战更是让秦人恼羞成怒，发誓同晋人老死不相往来，往来也是兵戈相见。
一般发这种誓的都是嘴上随便说说，遇上有国家利害的，便会忘得一干二净，大家吃吃饭、喝喝酒，还是老朋友。但是也有例外，比如秦国，一直都没给过晋国机会，直到灭了三晋。
机会也不是没有过，晋景公死后第二年（公元前580年），晋历公刚一上任，便有同秦桓公修好的打算，一厢情愿的约秦桓公在令狐会见，并且早早到达以显诚意。
估计是会见的地点又让秦人想起了令狐之败，又或者考虑到同楚国的友好关系，又或者晋国喜欢非法拘留别国诸侯的爱好，使得秦桓公走到王城（秦邑，今陕西大荔东）后，便止步不前，说什么也不肯过河。
这种情况下，如果晋厉公真有心结盟，便应该亲自涉河以显诚意，但是他没有，并且他突发奇想，创造出了世上最形式主义的一次结盟——夹河而盟，秦派遣史颗盟晋厉公于河东，晋派遣郤犫（cu）盟秦桓公于河西。
对于晋历公夹河而盟的创意，秦桓公是非常不配合的，并且觉得晋厉公在使诈，回来后就撕毁盟约，与白狄人坐在一起谋划伐晋。
晋历公于此认识到秦桓公的真实面貌，气愤之余让吕相找人写了篇千古传颂的《绝秦书》。
我翻了一下，在《绝秦书》中，晋厉公从秦穆公开始，到秦桓公结束，把秦国四代君主的罪状一一历数——蔑视国君、亲近楚国、入侵河曲、攻打涑川、颠覆社稷等等，洋洋洒洒近千字，大有罄竹难书之意。
在《绝秦书》中，晋厉公也很不要脸，把晋国的一些事推的一干二净——把殽之战说成是秦国“不吊”晋襄公、公然侵犯殽地的缘故；把令狐之役说成是秦国想颠覆晋国社稷的缘故。
总之，这份《绝秦书》很好的起到了晋、秦彻底决裂的效果，达成了自殽之战之后，晋、秦成为绝对的仇敌之国的作用。
伤心透顶的晋厉公已感力不从心，郑、鲁二国受辱，导致其他各国貌合神离，存有二心；秦国态度坚定，始终保持敌对态势；白狄又时常来犯，与楚争霸已后劲不足。
于是晋厉公决定，按照晋景公生前策略，转向与楚弭兵，争取腾出更多精力征伐秦国。
早在晋景公去世的前一年（公元前582年），晋景公就放回了楚俘钟仪，还送了很多的礼物，表达了“重为之礼，使归求成”的意思。
楚国方面也想同晋国修好，以便抽出身解决吴楚争端，就在同一年的十二月，楚共王派遣公子辰赴晋，以“报钟仪之使”的名义，“请修好结成”。
万万没想到冲突一百多年的楚国竟然也报之以李，晋国对突如其来的幸福大感意外，刚一开春就派遣籴（di）茷去楚国，以“报大宰子商之使也”。
晋、楚二国眉来眼去、暗送秋波，但都没有明说，就好比男女谈恋爱一般，就差捅破一层窗户纸就可以媾和的事情了，但二国还是扭扭捏捏、惺惺作态。
这一切都被一个老熟人看在眼里——宋大夫华元，他决定他来捅破这层窗户纸。
宋国也是被连年征战所累，百废待兴，华元本人与晋正卿栾书、楚令尹子重私人感情不错，得知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