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华夏子孙以姓氏为家族延续的标志，直到现在，我们同陌生人打招呼开头一句不是问别人吃了没、家住哪里等隐私，而是礼貌的询问别人贵姓，如果恰好同性，感情上又亲近一分，因为“姓氏”二字大有学问。
首先解释“姓”这个字。我们都知道汉字是象形文字，有些是可以望文生义的，比如“姓”这个字拆开的意思是“女生”。
在先秦时期，“姓”确实是表达“女性生的”这个意思的，其意义不同于现在的“李姓”、“全姓”等，它当时的作用是“别婚姻”——同姓不能通婚。
当时的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有血缘关系的人通婚生下的孩子有太多相似的遗传因子，后代无法从他们那里产生变异，简而言之就是生了一个有遗传缺陷的孩子（“男女同姓，其生不蕃”）。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姓”应运而生了。“姓，（女）人所生也”，简单而又清晰的表明同姓的人都是同一位女性祖先的子孙，“姓”也成为了先秦时期母系氏族社会同一血缘关系人群的标记。
可以预料到的是，随着同一祖先的子孙繁衍增多，这个家族往往会分成若干支系散居各处。各个分支的子孙除了保留姓以外，另外为自己取一个号作为“姓”的补充，也作为父系氏族或部落的标记，这个标记就称为“氏”。
这样“姓”就成为一个家族所有后代的共同称号，而“氏”则是从姓中派生出来的分支，也就有了“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姓氏者，标示家族血缘之符号”一说。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氏”成为贵族男子的专称，“氏以别贵贱”，诸侯以受封的国名为氏，卿大夫以所赐的采邑为氏，也有的以职官为氏，有的以居住地为氏，不尽其然。
战国中后期，宗法制度瓦解，姓氏制度也发生根本变革。这时氏开始转变为姓。战国以后，平民也有姓，百姓遂成为民众的通称。秦汉以后，姓与氏合一，遂称“姓氏”。
例如屈瑕，芈姓，熊氏，名瑕，所以叫做熊瑕，和他的父亲楚武王熊通一个氏，后来熊瑕被封到屈地，他和他的后代便以封地为氏，将熊氏改为屈氏，为屈瑕，大诗人屈原便是其后裔。
还比如秦始皇，嬴姓，赵氏，名政，正确叫法是赵政，而非嬴政。嬴政叫得惯了，也就懒得改了。
时间又追溯到公元前764年，当时楚君熊仪去世，因其祖先熊渠曰过“不与中国之号谥”，故楚人不以中原《谥法》为熊仪谥，以安葬之地“若敖”为谥，故熊仪是为“楚若敖”。
其幼子熊伯比为纪念父亲，以其父谥号“若敖”为氏，又因封于斗邑，遂以“斗（dou）”为氏之分支，称为斗伯比。
斗伯比又生三子，斗谷于菟（子文）、斗子良和后来成为“斗氏”支系“成氏”的成得臣（子玉），“若敖氏”也成为芈姓家族斗、成二氏的族称。
“若敖氏”成员比较著名的有斗伯比、斗祁、斗勃、斗谷於菟、斗般及成得臣、成大心、成嘉等人，他们曾经都有同一个身份——楚国令尹，令尹是楚国的最高官衔，总揽军政大权于一身，地位仅次于楚王，如果算上令尹党羽，架空楚王也不是难事。
从有记载的公元前706年斗伯比任令尹以来，整整一百年，楚国共有十二位令尹，其中有九位就属若敖氏成员，其执政时间超过八十年，从数量及时间上来分析，令尹就像是专门为若敖氏家族量身打造的一个官阶。
楚成王后期，若敖氏与王室之间的矛盾开始显现，楚武王准备以城濮之败问责若敖氏，着手削弱若敖氏实力，结果只使得令尹成得臣自缢，斗勃和斗宜申等其他若敖氏成员侥幸逃过一劫。
成得臣死后，楚成王忌惮若敖氏实力，委任蒍吕臣为令尹，以图分若敖氏之权，结果蒍吕臣当令尹不到一年便在若敖氏的反对声中死去，令尹一职又被若敖氏家族的斗勃摘走。
公元前627年，楚穆王和成大心以汦水之败合谋诬杀斗勃，后以成大心为令尹，导致若敖氏家族内部“斗氏”和“成氏”的权利纷争出现了裂痕。
不仅如此，在成大心为令尹前，斗氏内部也出现了极大的内部矛盾，最先将这个矛盾激化的就是城濮之战担任左军将领的斗宜申。
城濮之战后，同样吃了败仗的右军将领斗勃的待遇比斗宜申好许多，斗勃接任了令尹，而斗宜申则只是被任命为商公，发了几句牢骚后竟被楚穆王直接降级为工尹，这就引起了他极大的不满，准备一不做二不休的同子家合谋弑楚穆王，结果以失败而告终，斗宜申和子家均被处死。
成大心去世后，斗氏的公子燮（xie）与成大心的弟弟成嘉争夺令尹之位，由于斗氏内部出现矛盾，实力稍弱的成嘉又成功争取了令尹一职，导致若敖氏家族内部出现了剧烈的分化。
楚庄王继位后，心有不甘的公子燮与郁郁不得志的斗克趁机发动政变，挟持楚庄王逃往商密，不料公子燮二人政变太过于招摇，半路被人截杀以至失败。
公子燮之乱虽然没有给楚国造成太过严重的后果，但是却给胸怀大志准备一展雄风的楚庄王当头一棒，打了一剂预防针，使得楚庄王萌发了要彻底铲除若敖氏的想法，但当时羽翼未丰，只能暗中培植自己的实力，正巧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走进了楚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