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056年，西伯侯姬昌崩逝，太子姬发继位，也就是后来的周武王。
周武王掌权之后，以姜太公为军师，负责军事；以弟弟周公旦为主政，负责政务；以召公和毕公为左右助手，出谋划策。
为继续革命事业，周武王还把都城从丰京迁到了沣河的对岸，建立了镐京，离商朝又近了一步。
继位以来，周武王几年如一日，为灭商殚精竭虑——他很清楚只有十几万国民的方周和拥有百万之众的商王朝之间的巨大差距。
这种差距造成的焦虑让他常常终夜无法入眠，折腾一晚，筋疲力尽刚有困意的时候又到了上班时间，每天都是无精打采，只感到极度的疲劳和失落。就算睡着了也是半夜惊醒，梦见反商事情败漏（“谋泄哉”），方周遭受灭顶之灾。
日子没法过了，整天提心吊胆，不整点大动作，顺顺心中那口气，迟早要憋坏。
九年后。
长期失眠的周武王觉得时机成熟，为检验国家的军事动员能力，实则探探大商的反应和其他诸侯国的态度，便和姜军师商量，准备搞一次军事演习。
为麻痹大商，周武王打请示给帝辛，表达了为保大商西方安全，要带兵肃清伊洛地区，建立军事基地的意愿，并以过世的西伯侯姬昌的名义在孟津搞一次军事演习，震慑四方蛮夷。
一般来说，战争贩子在发动战争前也经常搞军事演习，为的就是蒙蔽敌人。当年日本人在东北的时候，经常在张学良眼前没完没了地搞军事演习。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
但帝辛没有多想，同意了。
伊洛，为伊河和洛河简称，自古即有“天下之中”的美誉。如果帝辛穿越一千年后，并有幸读过《北征》这首诗，便知道伊洛地区的重要性。
“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军请深入，蓄锐何俱发。”
——唐·杜甫
得到批准的周武王整顿军队，先去西伯侯姬昌的陵墓进行祭拜，将父亲的灵牌放置中军，带上帝辛赐予的弓矢斧钺，意为本次军演仍是西伯侯在代大商行使专伐之权，然后转而东行，浩浩荡荡向朝歌前进。
大军抵达黄河南岸的孟津时，有八百诸侯闻讯赶来参加，史称“孟津会盟”。
人马鼎沸，气势如虹。但是，周武王和姜军师发现了一个问题：大商虽然腐败，但是簇拥还是不少的，具体表现在，大诸侯一个没来，来的都是凑热闹的小诸侯。
毕竟参加军事演习这种活动不常有，结识朋友还能相互交流感情，同时也能实地了解其他诸侯的底细，何况周武王管吃管住，就当单位组织免费团建。
说白了，这些小诸侯就是来蹭油水的，有好处就上，有油水就捞，不行了反打一趴，两边讨好，互不得罪。
既然来了，就打过去吧。
度过黄河，周武王巡视三军，整顿军队，但没有急于发动进攻，因为他在等三个重要的人：比干、箕子和微子。
自从姬昌回国后，一直同比干、箕子和微子保持联系，共商反帝大计。姬昌死后，又由姜子牙负责联系。本次行动，也是双方共同商议的结果。
只有等到这三位商朝重臣，本次行动才出师有名，以正义之师、威武之师，推翻帝辛的残暴统治，还天下清明太平。
如果这三位商朝重臣不来，本次行动就可以用一个贬义词来高度概括——造反。
在任何时代，造反这种高投入、高回报的高风险工作，没有人想拿性命尝试，成功率太低。但成功者也不乏少数，刘邦、刘秀、朱元璋等都是很好的代表。
借此周武王会盟的机会，我们来聊聊，想要成功造反，应当具备哪些条件.
一是要准确把握时机。首先国家要腐败，民不聊生，茶余饭后八卦的内容都是某某诸侯、佞臣作奸犯科的事情，造成舆论。其次是天灾人祸，食不果腹，吃饱了没事干的人毕竟是少数。这两点是基础中的基础。在上述条件的刺激下，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人民为了生存，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找不到更好的解决办法，就怪政府不作为、乱作为，有了反心。
二是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支撑。必须要有充足的人力物力为你所用，前期就要多积累财物。像倭寇那样靠一路烧杀抢掠来获得物质是不行的，那是侵略，是要受到人民的反抗和制裁。也不能像流寇那样吃一路荒一路，搞不好人家以为是叫花子游行。当兵也是一种职业，和普通人一样，要发工资（军饷），发工作服（盔甲），办公用品（武器）等等，什么都没有就会跳槽的，所以一定要重视后勤的力量，粮草、兵器、耕地等等，“三军未动，粮草先行”、“缓称王、广积粮”等等都是这个意思。
三是要凝聚人心的口号。造反的时机有了，后勤保障也有了，是不是造反就一定能成呢？答案是否定的。一个政治（造反）团体要有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个团体需要提出大家都能接受的造反口号，并且具有一定的为民请命、扶危济困等高尚的节操在里面，“驱除鞑奴，回复中华”、“清君侧、靖国难”等等，朗朗上口，还具有相当的正义性、光明性，说出来亲戚朋友都跟着脸上有光，干事起劲。如果造反是为了“冲冠一怒为红颜”等出于私人目的，没人会跟你干，别人问起来都遮遮掩掩的不好意思说，跟你干也是被逼无奈，迟早完蛋。
四是自身的军队实力。前面说的都是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