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和白健生谈话的时候，我们蒋雨岩将军也在和方旭初将军商议对策，根据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局势最终制定了一套作战方案。尽管我参加了整个作战过程，但没有直接看到这套方案，现在回过头来看，不外乎就是“先进后退，示敌以弱，诱敌深入，围而歼之”十六个字。
所谓“先进后退”，就是我们先派一支部队前出到光化、谷城一带，与鄂军试探性接触，然后渐次后撤，一方面示敌以弱，让他们生出骄纵之心；一方面通过不停骚扰，迟滞鄂军向郧阳进军的行动。
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因为每拖延一天，从陕西过来的兵力就多上一分；如果拖得足够久，甚至四川弟兄也能赶上这场战斗，那样我们就不用担心兵力不足了。此外，我们陕军士兵和安插的湖北将校团军官也需要时间磨合，否则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很容易不战自溃。蒋雨岩将军也考虑到这一点，选定我们三营和军令司卫队一部作为前出部队，通过战斗来加强相互之间的关系。
白健生接任排长的当天晚上，每个排的教员就在课上讲述了此次援鄂的前因后果，并宣布了标部制定的一系列注意事项，比如服装要改穿鄂军军服，而不能穿迷彩服；武器要改用汉阳造，而不能用中工1911式步枪；头上不能戴钢盔，而是要戴鄂军的大檐帽等等。总之在正式围歼进犯鄂军之前，不能让他们发现我们陕军出现的痕迹。
鄂军军服、汉阳造、大檐帽之类的物资倒很好找。之前他们打下均州的时候缴获了一部分，军令司卫队还可以让给我们一部分，足够我们使用。但问题是我们的士兵习惯了钢盔。再戴上大檐帽后，发现它不能防弹片，心里老觉得不踏实。平时使用的中工1911式步枪是10发固定弹仓，可以连发；汉阳造的弹仓只是5发，还不能连发。习惯了中工1911式步枪的陕西娃子感觉汉阳造特不顺手，扣完五下之后老觉得还能再扣五下。这些习惯都要赶紧改过来，否则在战场很容易送命。
8月11日早上。我们三营和军令司卫队一部换装完毕，分两路向光化、谷城方向。营长鹿锺麟命令我们第二队作为前卫，在前面搜索前进。前两天还好。大家有惊无险；第三天我们绕过光化县城继续前进，结果就走没多久，就和来犯的鄂军遭遇上了。
本来我也非常紧张，手心不断冒汗。但听到前面尖兵枪声的那一刻。我反而冷静了下来。排长白健生久经战阵，听到枪声之后迅速扫视了一下周边地形，不待队长命令，便命我率1棚士兵占据道路前方左近一座三十多米高的山头，留下2棚、3棚等待营长和队长命令。
我到了那里才发现，这座山头虽然不高，但在周边算是一个必争之地，因为它临近道路。又略高于附近其他山坡，在山顶上可以直接俯瞰前方来敌阵地。我们十多个人气喘吁吁爬到山顶。留下一个人观察敌情，其他人抡起工兵铲就开始构筑工事。
可能是大敌当前，大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卖力，构筑的工事更稳固，挖掘的简易单兵掩体也更标准，丝毫不用我督促。我选择一个视野开阔又相对隐蔽的地方挖好了卧姿散兵坑，然后摘下手榴弹放在顺手的位置，趴在坑里端着汉阳造开始向敌军方向打量，只见对方也在抓紧时间抢占有利地形、疯狂构筑工事。
刚才那一枪是我军尖兵发现敌人尖兵时发出的，其实双方前锋部队至少还相距三四里路。枪声一响，双方都立即停下脚步开始构筑阵地，所以短时间内反而陷入大战前的平静，好像是在为即将到来的电闪雷鸣酝酿情绪。
这时营长带着卫队来到我们山顶，举着望远镜观察片刻，然后命令道：“不能让他们安安稳稳地构筑阵地！命令全营迫击炮立即对当面阵地10发急速射，然后对敌的第二队自由炮击，以不超过三分之一个基数为度。”
当时营长就在我旁边，而且我们棚正好有一门60毫米迫击炮。我听到命令之后立即命弟兄们开炮，半分钟后迫击炮弹带着特有的闷响声，呼啸地落在两公里外敌军阵地上，“轰隆”一声炸开，远远地升腾起一团白烟，其中还夹杂着被撕成碎片的岩石、草木乃至人体。
这是我们陕军入鄂以来第一次炮击，这声炮响就像是个信号，随后我军阵地上迫击炮声陆续开火，发射声、爆炸声顿时响成一片。当面鄂军应该没想到我们居然有那么多门迫击炮，整个当面阵地上的士兵都没有及时构筑防炮阵地，一下子被我们的突袭打了个措手不及，顷刻间死伤惨重。
但鄂军也不甘示弱，很快就组织仅有的几门山炮和迫击炮对我们进行报复性炮击，尤其是我们这个阵地，更是炮弹照顾的重点。我们棚的一名陕西新兵趴在散兵坑里缩成一团，我刚想去鼓动他几句，一颗炮弹飞来正好落在那个坑里爆炸，那名新兵被炸得尸骨无存。至于其他阵地，也都陆续出现伤亡。
接下来的大半天里，双方都是用零星地炮击互相试探，很有默契地没有组织步兵冲锋。我知道，对面的鄂军之所以不出击，是想等他们的大部队到来，然后以泰山压顶、狮子搏兔之势冲过来，把我们碾成齑粉。而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拖延时间并示之以弱，正巴不得他们不过来，当然不会傻到主动发起冲锋。等到深夜，我们在敌军前进的路上埋上地雷，然后乘着夜色撤出了阵地。在我们后方，军令司卫队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