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铁成的住处离刚才发生冲突的地方并不远，也是茅草屋，但明显比刘庆斌刚才看见的那些屋子要大许多，门前也干净了许多。
屋内除了睡觉的茅草堆上有几床被褥外，就是一些锅碗瓢盆和杂物。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多余的物件。
“公子，屋里乱，您多担待！”周铁成早已看出刘庆斌不是寻常人，因此有些自惭形愧。
刘庆斌也不言语，四下看看也没个坐的地方，索性一屁股坐在了茅草堆上。
“老周，你和我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刘庆斌单刀直入。
周铁成叹了口气：“这事说来话长了……”
1902年，英国战胜布尔人之后，鲸吞了德斯兰瓦尔和奥兰治两共和国。德兰斯瓦尔是一个盛产黄金和钻石的矿产胜地，也是南非的经济支柱和命脉。然而经历过这场战争，矿业凋蔽，矿坑由七千多处锐减到四千多个，税收大减，失业大增，整个南非经济趋于崩坏，政局动荡。要恢复南非政局和经济正常，首先就要从恢复德兰斯瓦尔的矿业着手，为此英国决定从中国引进劳工。
选择华人劳工，一方面在于南非当时还是一块未曾开发的chù_nǚ地，生活在那里的白人很少，而且每日的工资很高。因此，金矿业主们强烈要求英国的殖民部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另一方面，有些媒体上把华人描写得出奇好：“华人头脑发达。拥有美国北方人的冲劲和机智，犹太人的理财和经商的能力，苏格兰人的冷静和获得欲，土耳其人的忍耐和中庸性”。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世界各优秀民族的长处，中国人一样也不缺。
但是出国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一件很奢望，甚至很可怕的事。一开始，对于英国人天花乱坠的招募矿工，去国外淘金的通告，这些老百姓起初并不太相信。受尽洋人欺凌的他们。去外国，恐怕有“羊入虎口”的心理恐惧和隔阂。再者，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惯，“背井离乡”是人生失败中的失败。对不可知的国度。更是心存芥蒂。
早期时。清朝严禁臣民迁往“蛮夷之国”，在他们看来，华侨入海。非奸则盗，捉到了就当作“浪民”、“顽民”、“乱民”看待，就地斩首。时过境迁，后来的大清帝国在列强的逼迫下，以及一些有识之士的推动下，劳务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从严禁到被迫接受，再到主动输出。向外输出大批劳务也同时成为清末“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光绪三十年，中英两国签订了招募华工条约，即“中英会订保工章程”。清政府以牺牲劳工权益为代价，将劳务输出，办成一件“好的买卖”，以出国1名契约工收保工费3元、到南非后每人每年再向清廷领事纳税3元为条件，同意向南非输出劳工。因为官府的热心帮忙，招募工作就顺利了许多。中国的老百姓历来都相信“政府”，“顺从”政府。有了官府的告示，自然放心不少。虽然还有犹豫，还有观望，但终是有人前来报名了。
1904年5月25日，一船满载1055名华工的船只启程远航。船上满是拖着辫子，夹着行李，操着各类方言的中国人。衣着虽然破旧，可掩不住他们满脸的兴奋之情。因为这艘英国人的船舶，将要把他们带往一个满是黄金和钻石的梦幻之地――南非的约翰内斯堡金矿区。这些劳工中，以山东、直隶两省人居多，也有部分广东人。他们多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对于他们而言，本地的生活已经没有多少希望，唯一的资本是年轻力壮，或许去遥远的非洲一搏，还有发财致富的机会和希望。周铁成自小习武，后来父母双亡，孑然一身，也抱着这种想法，满怀希望地成为了首批的淘金华人矿工。
1904年，英国政府招募到的华工仅有九千多人，但第二年，就猛增到三万多人，到了第三个年头的1906年11月，人数更是增长到六万多人。在中英协议的条款中，按西方的惯例，规定每个华工可以携带家眷到南非，旅费由矿主承担。可这些华人矿工还是愿意把家眷留在家乡，华工群体基本上都是清一色的年轻壮汉，除却中国人的保守心理外，连自身安全和尊严都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的“男子汉大丈夫”，当然不可能放心“妇孺”的安危。
华工的工作效率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并没有让金矿的矿主业主们失望，他们感到很是满意。为了最大程度压榨劳动剩余价值，他们先是故意压低以前白人员工的工作薪水，延长工作时间，搞坏居住条件，减少医疗照顾，从而迫使白人自动离开。然后再要求政府大量输入华工。仅1910年，在南非德兰斯瓦尔的华人矿工人数就高达五万多人。也正是由于雇用了大批华工，使得矿区劳动效率直线提升，黄金产量竟猛增一倍。
虽然华工的劳动素质不容否认，可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却往往无法得到保障。在当地统治者的眼里，他们只是一个被集体奴役的特殊群体，一组被布局的“廉价劳动力”棋子罢了。对于华工而言，谈及尊严是一件相当奢侈的事。矿场设立私刑、体罚华工是很普遍的现象。譬如兰德金矿就围以铁栅，华人进入矿区从此不许再出来，日用饮食、衣服，只许在铁栅内购买，围内之货物，无论精粗美恶，其价格十倍于商店。做工也稍不如工头之意，则驱之于僻静之处，击其手足，吊于空中，酷刑毒打，此等惨苦之情形，令人闻所未闻矣。
华工遭受的非人待遇，并非某些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