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天殿里的气氛凝重到了极点。
至于被许不忌矛头直指的黄观更是早已浑身抖楞起来，密密麻麻的汗水自额角开始，顺着脸颊一路流过脖颈，将整个前襟都湿透了。
看看许不忌给他扣的这两顶帽子吧。
政治投机主义和政治修正主义！
这两个词，所有有资格参加大朝会的官员都不会陌生，因为大家伙经过这么多年，已经都熟读过《建文大典》了，而在《建文大典》中的《政治篇》，收录了一篇名为《神宗年荀孟之变》的文章，这篇文章讲述的故事是在北宋神宗年间，王安石主持的变法过程中，以王安石为首的革新派与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之间的政治博弈。
在这篇文章中，朱允炆这位建文皇帝做了批注，就将王安石定义为了政治投机主义，而将司马光定义为了政治修正主义。
其在批注中如此写到。
“做官施政，不能光拿眼睛看着权力，把全副精力都放在钻研如何攫取政治红利和投机取巧当中，搞政治不是饿了三天没吃饭，恨不得把自己撑死也要想尽办法往肚子里塞鸡鸭鱼肉。
凡是在政治生涯中，一味惦记投机取巧的，想着耍小聪明换大权力的，我们发现后，要及时将其罢黜，并要引以为戒。
王荆公是一位出色的、颇有造诣和能力的国士，即使无法真容相见，朕亦神交日久，但其为了攫取个人权力，实现个人政治抱负，豪言‘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在思想上与迫切想要夺权，废除‘天子与士大夫共天下’这一制度性制约的宋神宗达成政治默契，从而得以青云直上。
主持变法后，其举起‘恢复周礼’这一政治大旗，无视时代两千年之变迁，大唱宗法制度与lún_lǐ的高调，搞政治排挤，搞党同伐异。
更是为求成绩，在缺少法理基础、法权基础和法制基础的条件下，强行推广青苗法、市易法等新政，企图以此来解决国家财政问题。
导致地方频繁出现与民争利之事，虽国家财政有所好转，但其‘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政治目标并未实现，民力多有枯竭，抑制地方兼并的打击也变成了导致地方地主阶级与自耕农之间相互斗争的祸因，在其离任宰辅后，矛盾爆发风云激荡，地方百姓起义之事层出不穷。
有政治投机主义的，我们应冷面相对，坚决不可同流合污。
而比政治投机主义更可恨的，便是政治修正主义。
这群人不仅不能成为我们的同僚，更是我们的敌人，这群人毫无政治底线、政治立场，大搞两面三刀，往往这群人还喜欢满嘴道德仁义，伪善伪谦。
他们喜欢走哪都带着为国为民、为江山为社稷的忠恕君子的伪装，实际上的所作所为无不是在搞破坏。
为官为政，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就是**，廉洁就是廉洁，这也是相对立且绝不兼容的。
哪有所谓的‘只要**不狠就属于一般化廉洁’这种贻笑大方的定义，更别提‘对立有大功的，只要其犯下的错误不大就应该免于处罚，不可矫枉过正，以免伤到更多官员的工作热情’这种完全思想上扭曲的悖论。
立功有奖赏制度，犯错的自然有处罚制度，哪有将不处罚其罪责当做一种奖赏的道理？
嘴里喊着法治却在反法治，喊着为国家却在反国家，就是修正主义。
司马光等守旧派满嘴祖制、江山、社稷和百姓，却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权、私利而反江山、反社稷，阻挠变法、破坏变法甚至是公然对抗变法，煽动其麾下依附的门阀、地主把地方搞得乌烟瘴气，大肆破坏国家的道统和法理，以至于中枢处于严重的政治内耗，而地方更是一片混乱，这就是典型的修正主义思想。”
在《神宗年荀孟之变》这篇文章的批注中，朱允炆对投机主义、修正主义做了解读，并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那就是厌恶投机主义，痛恨修正主义。
无论是哪一种都不是什么好的评语。
如果仅是前者，还相对好接受一些，毕竟最多只是一个丢官弃职，被罢黜为民的下场，但如果是后者，黄观就一阵脖颈发凉。
这是要掉脑袋的啊！
紧张、恐惧、恼恨和愤怒充斥着黄观的大脑和心胸，他也因此张口结舌，完全失去了辩解的思维能力、语言组织能力。
当朱允炆的目光投向他时，黄观噗通一声跪在了地上，用尽毕生的力气哭喊起来。
“臣冤枉啊！”
这一刻，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黄状元，唯一能说的，只剩下这么一句浅陋的冤枉了。
朱允炆本只想着让许不忌治治黄观没脑子的小毛病，万万没想到许不忌三两句能把黄观给逼上死路！
要是这个时候他这个皇帝开口的话，那黄观唯一的下场，也就剩下一个殿外杖毙的结果了。
没办法，朱允炆只好看向杨士奇，后者心中明悟，站了出来。
“咳。”
这一声轻咳，于黄观而言无疑堪称仙音一般。
杨士奇将拢于袍袖中的双手抖落出来，离开班列向朱允炆浅施一礼后说道。
“陛下，今日四川的成绩，在乎于四川当地的官员。而四川当地的官员之所以能做出这份成绩，在于以陛下之圣言编著的数本文选。
在这一点上，那是不容置疑的，先贤是几千年前的，他们留的书也是用来治理几千年前属于他们那个时期的国家。
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