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什么时代，遇到战乱，最受苦的总是平头老百姓。
尤其这个世界还未脱离奴隶制，还有比平头老百姓更低等的奴隶存在。
奴隶没有恒产，战乱来时，他们唯一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才能活下去，但凡主家不仁，遇到危险就让他们去当炮灰，侥幸活下来的那些大多会选择叛逃，为此甚至沦为野人也在所不惜。
这样的野人与那种犯了事，不得不逃到深山大泽中苟且偷生的不同，他们大多拥有一技之长，很容易得到其他世家收留。
若是平时，收留别人家的逃奴，是件很容易引发矛盾的事，可现在，一来有战乱发生，二来逃奴大多从北地而来，他们从夏天走到秋冬，早已背井离乡好几千里，就算他们新投了主子，原来的主家也鞭长莫及。
再者，除了那种特别出挑，让主子记忆深刻的奴隶，过段时间，谁还能记得他们呢？
说起来，都说贵人多忘事，在白景源看来，也不能完全怪贵人。
每个人的脑子就那么大，时间也只有那么多，谁不是习惯性的屏蔽与自己不相干的事呢？
微不足道的奴隶，不值得他们记在心里。
白景源现在所在的山庄外，从初秋时节，就开始有流民到来。
这些流民有的是平民，有的是逃奴，说是路过阳城的时候遭到了驱赶，又听说仁慈的公子白暂住在此，就满怀期待的来了。
刚开始人不多，白景源听说了，虽知这是阳城的人在借机为难，还是想留下他们。
这个时代生产力不发达，人口就是最大的生产力，像这样给口饭吃就能替你干活的存在，若是落到他爷爷手头，他爷爷怕是睡着了都能笑醒，这里的人却不珍惜，反而踢皮球一般，你踢给我，我踢给你，白景源光是在山岗上远远的看着，就心疼得很。
但任沂不同意，说现在情况特殊，不可以放陌生人到山庄里来，白景源可怜那些人，又觉得任沂讲得有道理，就让隶臣搬了陶鼎在山脚下煮粥分给他们。
他们也不求吃多好，一人一碗稀粥，能活命就感激涕零。
白景源算了算，花费真的不大。
说不定他一身衣服，就够好几千的流民吃上一俩月，只要粮食足够，完全没必要赶人走。
大纪虽然在楚国以北，冬天却比楚国暖和许多，他在计划着帮他们度过这个冬天，等到春天里养出感情了，就哄他们跟他回楚国去。
这时代地广人稀，实行的是广种薄收，此次前来大纪朝见，一路上白景源观察的很仔细，楚国境内肥沃的旷野到处都是，随便找片地方就能安排下去。
这世道眼看着就要乱起来了，不论是搞生产还是养兵，都需要人口。
以前在家的时候，长辈们经常讨论招工难，想招到任劳任怨干活，还不会嫌弃工资少的，就更难了，白景源耳闻目染，现在活学活用不要太容易。
在这个时代，一个人从出生到长大，期间要经历多少道坎，实在难以想象，这些人制陶的、盖屋的、裁衣造履的，什么都有，还有不少还是拖家带口的，犯罪风险很低。
只要能把他们弄会楚国，随便找个空旷的地方放下来，粗茶淡饭的养上一两年，他们就能自己建个城出来，他只需坐等，就能收获一个对他感激涕零的城！
这些流民对阳城人来讲，可能代表着祸患，对白景源来讲，简直就是上天赐予的礼物，不收了就会良心难安那种！
他的计策得到了臣子们的认同，之后张元主动请缨总揽此事，其他人闲得无聊也跟着帮忙，有他们在，完全不用他操心。
哪知后来随着纪帝的伐燕王令发出，从北地来的流民越来越多，哪怕经过了无数次分流，山脚下还是留存了好大一群。
这种情况是很危险的，但凡有人挑拨，或者里面藏匿了刺客，对白景源来讲，都不是什么好事。
负责安保的任沂忍无可忍，就要派兵驱赶。
白景源却想了个办法，让军队护送煮粥的人，每天都把陶鼎往南挪个二三十里路，那些流民为了活命，就会跟着煮粥的队伍走。
就跟坐驴的时候拴根胡萝卜似的，不知不觉，这些人就会被他送到楚国去。
从阳城到楚国，走官道的话，是很近的，楚国最精锐的信使，骑着马具齐全的良驹，清晨出发，傍晚就能抵达营城，这些流民吃不饱穿不暖，不可能那么快，可他们就算光脚走，也最多就是十来天的事。
众人聚在一起商议许久，最终同意了这个办法，这边派了一千骑兵护送，那边又让共叔鱼派兵来迎，共叔鱼欣然答应，甚至还派来了牛车，让那些老幼妇孺坐车走，引得他们的家人感激涕零，当下就想投到共叔鱼门下。
共叔鱼自是不可能在这种事情上惹大侄子不快。
某种意义上来讲，他和后殳一样，都是个狂热的家族至上者，他不可能为了一己私利，就损害整个家族的利益。
北边打仗，还没有真的大打出手，各国死掉的人就不在少数了，他们楚国往年遇到这种事，只能看热闹，今年却趁机发了战争财，真是！以前想都没往这方面想过。
叔鱼拍着膝盖悔得不行，总觉得自己这十多年，错过了十几亿。
白景源在处理流民这件事上所展露出的“雁过拔毛”精神，深得叔鱼赞赏，他希望这个大侄子可以把这种精神保持下去。
在他看来，只有这样的王，才能带领楚国走向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