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三日，国民党人在张园为宋教仁举行盛大的追悼会，当天到场人数近两万。
众多挽联中，黄兴所写的一副特别显眼：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当天，黄兴因病未出席。
同样未出席的孙中山也送来一副挽联，曰：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从挽联上看，黄兴的态度激烈而孙中山反显得平和，但背后的事实并非如此。
宋教仁遇刺案应该是民国第一大疑案。
巡捕房在应桂馨家中搜获凶器，以及密电码三本，封固函电证据两包，皮箱一个。
证据显示，应桂馨策划暗杀了宋教仁无疑，但谁又是应桂馨的背后指使呢？让我们来梳理一下。
第一个怀疑对象当然非袁世凯莫属，因为他有太多理由要杀宋教仁。
袁世凯曾经很欣赏宋教仁，并试图将他拉进自己的阵营中。譬如宋教仁在准备回湖南老家省亲时，袁世凯曾赠予其一本五十万元的交通银行支票，让宋教仁随意支用。可宋教仁除用了二三百元外，将支票基本原物退还。
另外，袁世凯还为宋教仁订造西装，连尺码都量得非常准确，足见其用心良苦。
可是，在袁世凯的如此用心地亲近之下，宋教仁却是这样的“不识抬举”。他在各地演说中曾毫不忌讳地攻击袁世凯**并言动一时，由此引起袁世凯的恼怒与仇恨，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如今，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宋教仁也即将成为一个难以对付的对手，袁世凯怎能不萌生杀意?
当然，如果真要是宋教仁组阁，对袁世凯还真的麻烦。因为，按《临时约法》当时的中华民国基本上是内阁制。袁世凯这个临时大总统，其实是个虚衔。
除掉了宋教仁，不就去了这个麻烦吗？
其次说赵秉钧，作为代理国务总.理。赵秉钧杀人动机很简单，宋要来做总.理了，赵往哪搁呢？
从应桂馨家搜出的密码本上注有“国.务.院”、“应密”、“民国二年一月十四日”等字样，而电文内容将矛头指向了国.务.院秘书洪述祖。
比如：三月二十日半夜两点钟，即宋教仁被害之日，应桂馨致电洪述祖有“所发急电令已达到，请先呈报”等语。次日又致电洪述祖称“匪魁已灭，我军一无伤亡，堪慰，望转呈”。 从上述证据来看，洪述祖涉案似乎是逃不掉的。
更重要的是，上面应的电报，均有“转呈候示”、“请先呈报”、“望转呈”。那么转呈的对象是谁？应桂馨与洪述祖的电文公之于众后，赵秉钧便成了刺杀宋教仁的另一最大嫌疑人。
还有陈其美杀宋教仁说。辛亥前，同盟会发生过两次倒孙风潮。在这两次倒孙风潮中，宋都没有站在孙一方。由此，陈其美等铁杆拥孙派对宋颇为怀恨。
南京临时**成立后，宋与孙几乎处处唱反调。孙主北伐，宋主南北议和，推袁作总统。
孙主定都南京，宋和章太炎都主张定都北京。俩人政见也大相径庭，孙主张实行美式总统制，宋主法式责任内阁。
孙坚持要做大权独揽的大总统，不愿受人制约，理由是内阁制“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因为在此非常时代，吾人不能对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而误革命大计”。
双方争到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于是，作为国民党内的激进派，陈其美有可能利用孙中山出国之机，在孙中山不知道的情况下，贸然杀宋。以造成既成事实，进而达到一箭双雕的作用。近可以让自己更上一层楼，顺理成章地接孙的班，远可以激发党人国人，发起反袁“二次革命”。
首先我们看袁世凯。
宋教仁其实在早年的同盟会中，一直被他的同志们视为亲袁派。所以袁也一直对他是加意笼络，如果袁想杀宋也不会选择这个敏感时间。
宋此行北上正是与袁商谈国事，袁大可以先“听其言，观其行”。
国民党当时已经选举获胜，宋教仁死了，依然会有国民党的代表来做总.理的，换一个火爆的黄兴来不是更难摆平？袁难道想不到这一点？
以当时国民党在国会的得票率，还不能肯定宋教仁一定能够组阁，也就不存在谁怕谁、非要杀谁的问题。
在者说，袁世凯是凭着手中的北洋军，凭着实力问鼎最高权力的，能轻易通过民主的方式交出权力吗？对所谓的议会道路，政党政治会当回事吗？要知道，从取消帝制到相对成熟的民主共和，肯定要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当时的条件下，通过民主的方式取得政权多半是天真地幻想。
何况当时跨党人士比比皆是。引退后的伍廷芳，就被先后拉入十一个党。国民党议员的组成也是“什么人都有”。到关键时刻伍廷芳式的议员会投哪个党的票？
宋教仁虽然公开竞争总.理，但一直明确主张总统要选袁世凯。而宋死后，国民党内还有孙中山、黄兴这样威望远高于宋的领袖。
愤怒的国民党在国会占有多数，在正式总统选举中把袁从总统宝座上拉下来是极有可能的。
而且国民党当时确实有这样的计划，即所谓“法律倒袁”。
所以袁世凯在宋案后非常恐慌，对人说：“这是怎么好！国民党失去了宋遯初，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越难说话！”
考虑到激怒国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