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振武被杀事件中，应该能看到无论袁世凯，还是黎元洪，他们都是旧人，身上都深深地打着专制制度的烙印。和民主相比，他们更熟练的是专制，和法治相比，他们更得心应手的还是人治。
一个伟人说过，封建制度下也能造成一种平等，就是大家都什么也不是，大家都等于零，零和零平等。在封建统治下不是常说，百姓为草民，人命如草芥。袁世凯和黎元洪两个人都出身于封建高官，在他们的眼中，根本没把人命当回事。张振武毕竟是“以小学教员赞同革命”，说到底也是一介草民。
这或许也是袁世凯和黎元洪的历史局限性。从旧式集权专政.府向民主共和政.府转型过程中，各色人等的都在艰难的转身适应。
不是把清帝赶下台，就可以轻轻松松走进共和，不是的。别说是建立起一个成熟的共和国，就是入门，也是有很长的路要走的。这一点，已经被后来的历史所验证。
袁世凯应该是意识到了，张振武事件越往深处搞对自己越不利，必须转移人们的视线。不愧是耍阴谋的高手，他很快有了新的计划。电邀孙中山、黄兴、黎元洪进京会面，有要事和他们商量。
此时，黎元洪己经领教到了袁大总统的手段。是绝对不会贸然前往。
袁世凯根据自己地判断，孙中山和黄兴是不会来京的。
出乎袁世凯意料之外，不久孙中山就不顾个人安危启程赴北京。临行前对各界表示，他此行的愿望是说服袁世凯迁都南京，以摆脱北方的旧势力。达到与同盟会真诚合作。
当时，袁世凯在北京刚杀害武昌起义领袖之一的张振武。对于革命党人来说，孙中山北京之行无疑冒有风险。一九一二年八月十八日，孙中山在上海登船赴京。船上，一女士突然闯入船舱，还拿出武器，她要以死反对孙中山赴京。
孙中山说：“去是我的责任。因张振武地无故被杀，内战可能因此而起。我们必须努力保持中华民国的统一。倘使我不到北京去，国民都要以为我惧怕袁世凯。倘使我去，国民都要想，我是保护他们利益的。”孙中山好言劝慰，该女士才怏怏登岸。
八月二十四日下午五时半，孙中山经天津抵达北京正阳门火车站。站台上有欢迎人群，路上高呼扬帽的人亦很多。孙中山乘袁世凯所备朱漆金轮马车，由正阳门入城。为了表示礼让，袁世凯让出了自己位于石大人胡同的总统府给孙中山做行宫，自己则迁往铁狮子胡同陆军部办公。
当晚，袁世凯在铁狮子胡同临时总统府设宴欢迎孙中山。
席间觥筹交错，孙袁二人相谈甚欢。
孙中山在感谢袁世凯的答词中极力称赞袁：“我中华民国成立，粗有基础，建设事端，千头万绪，须我五大民族全体一心，共谋进步方可成为完全民国。
“现有少数无意识者，谓中国空有共和之名，而无共和之实，大不满意于**。殊不知民国肇建，百废待举，况以数千年专制一变而为共和，诚非旦夕所能为力。故欲收真正共和效果，以私见所及，非十年不为功。
“今袁总统富于政治经验，担任国事，可为得人庆。”说完，孙中山举杯高呼：“袁大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五大民族万岁！”
整个宴会在南北两大政治巨头互相称赞声中达到**。
孙中山自八月二十四日进京至九月十七日离开，在北京整整待了二十五天，期间与袁会面竟有十三次之多。且多为二人密谈，有时孙中山的广东同乡、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在座。
据国民党编撰的《国父年谱》记载：“先生留京约一月，与袁会晤共十三次，每次谈话时间自下午四时至晚十时或十二时，更有谈至次晨二时者。每次会晤，只先生与袁世凯、梁士诒三人，屏退侍从。所谈皆国家大事，中外情形，包括铁路、实业、外交、军事各问题，表面甚为畅洽。”
袁世凯邀请孙中山北上，一是试探孙中山。辛亥革命成功后，南北妥协达成了民国的统一，但南北仍互不信任，彼此猜忌。袁世凯对长江以南的控制是有限的。他通过实战摸清了武汉革命军实力，但对其他地方尤其是宁沪革命军实力没有底，更不清楚南方革命党人下一步会有什么动作。正如总统府军事处参议官唐在礼回忆中所说，袁世凯邀孙中山进京的目的之一，就是想“摸清孙中山究竟有些什么打算”。
二是笼络孙中山。据唐在礼回忆，袁世凯邀孙中山进京的另一目的是“进行拉拢，把中.山先生置于自己掌握之中”。有两件事，袁世凯办得令孙中山十分满意。一件为修筑铁路。孙中山卸任后从政治家改行为实业家，计划十年内筹建铁路二十万里。袁世凯明知孙中山修筑铁路的计划不可能实现，却偏偏满足其要求，就是为了笼络孙中山，给孙中山这帮失业的革命党找点事做，免得他们闹事。
九月十一日，袁世凯委任孙中山为中国铁路总公司经理，把慈禧专用的小火车拨给孙中山一行使用，而且巡游经费管够，并知会各地官员盛情款待。
另一件为孙中山的三个子女（孙科、孙娫、孙婉）在国外读书。因缺钱供给，他想为子女申请公费，但按留学章程不够资格。孙中山遂走后门，请袁世凯出面下拨官费资助，袁世凯当然求之不得。如此，孙中山无论于公于私还是大事小事都受了袁世凯恩惠。
三是利用孙中山。袁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