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述袁世凯和唐绍仪关系的文章继续写道：
“窝了一肚子委屈的袁世凯迅速着手反击，先是赵秉钧一逢开会就搞失踪，陆徵祥好像更醉心于疏通外务部门前的下水道。开个内阁会议，不是这个有事，就是那个不到，眼看拆台之下难以维持，黄兴要钱的的电报又接连发来。
毕竟在武昌起义之后南京周围啸聚了三十余万散兵，都是一副功臣姿态自居，遣散这些人需要钱。没钱的唐绍仪面对洋人借款时的掣肘，一怒之下决定不借了。
袁世凯接手的本就是个近乎破产的**，用钱地方多了去了，没钱怎么行？没钱怎么过日子？便指示财长熊希龄继续与六国银行协商，这等于明摆着要把唐绍仪踢出局。
“一天，唐绍仪有事要向袁总统报告。一见面袁世凯就没有好脸，未等唐绍仪把事情讲完，便很不客气地说：‘少川，我已经老了，你就来做总统吧’。唐先是一惊，接着想到，自己在这‘总统府’，已经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了。”
以上的描述肯定是夸大其辞。或许袁世凯身边的人，卑躬屈膝惯了，有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直立行走，在他们眼中反倒成了另类。
南京临时政.府和临时参议院，在急急忙忙制定《临时约法》时，为了对袁世凯的权力进行制约，在国体上实际上实行的是“内阁制”，也就是说行政权主要是在内阁。而且《临时约法》明确，内阁不但要对大总统负责，更要对国会也就是这时候的临时参议院负责。
唐绍仪已经接受了民主共和思想的唐绍仪，作为内阁总.理后，严格按照《临时约法》行驶权力，是很正常的事，是在履行职务。肯定地说，唐绍仪真的没做错什么。
但是，袁世凯可不是这样地认为。在他看来，他是大总统，他就要说了算。他才不管什么《临时约法》，更不管什么“内阁制”，想决定什么就给内阁发指示，下命令。唐绍仪并不想和哪个人争夺权力，但涉及到执行《临时约法》这样的大事大非当然是不能妥协的。这样，经常地驳回袁世凯的决策，为一些问题和袁世凯争得面红耳赤，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
受到袁世凯的冷言冷语相待，唐绍仪也很委屈，但他觉得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坚定地认为，自己如果不负起责任，就有负大总统的重托。袁世凯可不领他的这份情，只是认定唐绍仪已经不再是他的合作伙伴了，他已经不会再听从自己了。早已习惯了大权独揽的袁世凯，费尽心思得来的大总统，岂容自己成为总.理上面的虚君？
在用人、财政、遵守《临时约法》规定等方面，唐绍仪和袁世凯看法都不统一。在筹款方面，唐绍仪拒绝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提出监督中国财政的无理要求，让袁世凯非常不快，同时他也得罪了英美等列强，遭到他们的攻击。
很明显，唐绍仪和袁世凯的裂痕已经越来越深，达到了无法弥合地步。直接造成唐绍仪辞职的原因是是任命直隶都督事件。
参议院还在南京时，当时参议院规定各省督抚一律改称都督，咨议局改省议会，都督由省议会公举。
直隶代表谷钟秀、刘若曾等人考虑驻南京第三军军长，原广西副都督王芝祥有些威望，感觉人也不错，做直隶都督合适，就推荐给唐绍仪。唐绍仪对王芝祥印象也不错，马上表示赞成。
南方的革命党人，觉得这是个好主意，袁世凯不能来南京，在直隶安排个自己人也不错。事前，唐绍仪征求过袁世凯意见，袁世凯并没表示反对。唐绍仪随即通知了顺直议会（包括顺天府在内的直隶议会）。直隶议会通过必要的程序，批准了王芝祥任直隶都督的决定。
此决定报到唐绍仪处后，唐绍仪电报袁世凯：“准参议院咨文及各处函电，皆谓本省都督应先由人民公举，再由大总统委任命，王芝祥既经直人举为都督，应请速予发表。”
孙中山也为此发电袁世凯，请其按照直议会议决案加以委任。请他签署委任。
当初，唐绍仪请示袁世凯时，袁世凯可能没太在意，或许也没认真去想。现在看事情还真这么办了，袁世凯不干了。
直隶是自己的地盘，怎么可以容外人插足。自己身边，有一个革命党人军政大权在握 ，这还了得吗？所谓卧塌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于是回复唐绍仪：“都督由地方公举，抑由中.央任命，此固为国会成立后解决问题。但就目前而论，北方三省都督业由本总统委定，决无更改之理。若参议院必欲迫令取消已发之命令，则请先取消本总统之职任。”
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山先生和参议院做为“紧箍咒”的参议院立法，袁世凯根本不当回事。
任命官员的权力怎么能放弃！否则，谁还围着他转，谁还拿他当回事！不是要他命吗？
唐绍仪回京后，又和袁世凯谈起王芝祥任直隶都督一事，袁世凯似乎并未拒绝，只是表示一时不便公布。
那么好的朋友，甚至可以生死相托，既然已经打定主意不办，为什么还不说实话？
可见，袁世凯像许多和他一样的政客一样，地位越高，权力越大，疑心也就越大。
何况现在，唐绍仪在他眼里，已经不是自己人了。
王芝祥到京后，袁世凯表面上对其赞不绝口，请其吃饭，重礼相送，并聘为高级顾问。暗地里和段祺瑞、冯国璋等人密商出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