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平原，号“天府之国”，本来，人们将关中渭水平原称之为“天府之国”，比如，战国时，苏秦游说秦惠王实行连横“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当然，战国纵横家们的言辞通常是有点夸张的，很多时候，论据，是为论点服务的），但在东汉初，班固在《两汉赋》中声称“郊野之富，号曰近蜀。”由此可知成都平原的富庶己超过了关中地区，“天府之国”的美誉此时转移到了成都平原。
其实，成都平原土壤肥沃。又有都江堰灌溉工程，水渠纵横，农业发达，物产富饶，人口稠密，是重要的水稻、甘蔗、蚕丝、油菜籽产区，没有其他参照物，也是可以担得上“天府之国”的美誉，不然，当年诸葛亮又如何会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呢？
只是，也正因为有这样那样的好处，所以，历朝历代，都被“有雄心者”惦记上了。
地皇五年（24年），公孙述称帝，定成都为“成家”。又改益州为司隶，蜀郡为成都尹，一时间出尽风头。
然而，好景不长，建武十一年（35年），汉廷乃派兵征讨，被公孙述所拒。次年，复命大司马吴汉举兵来伐，尽诛公孙氏，“成家”为东汉所亡。
其间，汉军攻破成都，纵兵大掠。
虽然事后光武帝“大怒”，“严厉谴责”了他，以及副将刘尚失伐罪吊民之义，其实，不过是一场双簧而已，繁华城市聚集的财富，自然要满足一下将士了，所以，“严厉谴责”后，吴汉依旧是深受信赖，去世后，光武帝赐谥号忠侯，并发北军五校、兵车、甲士为其送葬，效法大将军霍光的丧礼，也没耽误位列云台二十八将。
这，似乎是奠定了成都，或者说天府之国的命运。
近者，昭烈帝刘备入川，为鼓舞士气，许下诺言，攻破刘璋，则允许手下将士攻下成都之后，可以尽情享用，结果，“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因为抢出了经济危机，“不得已”，恳求经济学大师刘巴出面，“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市”，以充实府库——也就是说又在民间软刀子筛了一遍。
原时空，如果历史的轨迹没有改变的话，那么钟会姜维之乱，也令兽性大发的魏军将士，打着“复仇”的旗号，又将成都翻了个底朝天。
描述这段历史的时候，陈寿，出于、政治立场，很简单的一笔带过“军众钞略，死丧狼籍”。但是，实际上呢？连蜀汉的太子刘璿都被乱兵杀死，普通百姓又能幸运到哪里去？
即便是到了温文尔雅的大宋，后蜀皇帝孟昶不向百姓征收赋役，蜀中大治。赵匡胤灭后蜀后，孟昶在蜀中积攒的家底全部充公，运到开封，进了“内府”，不仅如此，当地在向北宋交纳税赋的同时还被禁止布帛的民间交易，要求必须向官府开办的市场购买，价格非常高，蜀中“由是贫困”。不然，何至于在刚刚开国便爆发了大规模起义？
但这成都，或者说四川，每每被劫掠屠杀之后，偏偏恢复的也快，两宋时期再度迎来一个繁荣时期（最早的纸币交子便在这一地区出现），可是，又能怎样？南宋末年的蒙宋战争，使得“蜀土数罹兵革，民无完居，一闻马嘶，辄奔窜藏匿。”，“淮蜀重遭于侵扰，道路流离之重，惨不聊生；室庐焚毁之余，茫无所托。”，屠城，使得成都“城中百姓无得免者。火光照百里。”
到了明末，更是悲催，张献忠（这里面争议最大的就是张献忠有无屠蜀行为，其实，很多资料，尤其是满清文字狱之后，劫后余生的文人材料中，肯定有扭曲夸大成分在内，但是，要说张献忠是新时代好少年形象在蜀中在成都也不太现实，毕竟，这也是一个刨了皇帝祖坟的极端分子）、满清、南明，凡是到此一游的，常驻不走的，都忍不住手中的屠刀，其中，满清更是反复了三次之多（第一次是顺治三年（1646年）肃亲王豪格领兵进入四川，镇压张献忠的大西军及南明各地方武装；第二次是康熙时期为了镇压夔东十三家农民军；第三次是平定三藩之乱）。
王迪，正是因为对这些成都，或者说蜀中地区历史上的惨痛经历印象深刻，才在得知姜维搬来了鲜卑“援军”后变得有些着急，希望能够抢先一步杀到成都（其实他只是知道这些“耳熟能详”的资料，一些太细致的就不知道了，如果不是因为自己设计玩死了李特，原时空，李特入成都的时候也没控制住自己，大肆抢掠了一番），将那些蛮人拒之门外，至少，自己，和盟友刘谌，重返故都之后，是断然不会做出此等事情的。
带来的这些吴军，就算是有什么歪心思，在自己的约束下，也不会太过分（正常渠道给予经济“补偿”就行了），何况，还有刘谌的数万人马，以及南中大军作为后盾，维持内部秩序，也可以对抗鲜卑人了。
应该能尽力去挽回，或者说去改变成都那悲惨的命运吧？好不容易历史轨迹变化了，躲过了钟会之乱这一劫。
只可惜，一切努力，都被阻挡在了雒县城下，也不知怎的，这鲜卑人汉化的倒真是不错，守起城来也是似模似样，连续四五天的攻击，都是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