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座六朝古都，南京有着太多可以观赏的地方——中山陵的庄严、明孝陵的幽深、夫子庙的繁华、秦淮河的灯影、扬子江的宽广、石头城的苍然……当然，对于此时的中国人来说，南京城内最为神秘、传言最多的地方，恐怕还要数七年前在这里成立的国民政府……
可实际上，南京的国民政府并不神秘——在“一二八事变”之后，蒋介石和汪精卫再一次合作，构成了众所周知的“蒋汪共治”，蒋主军、汪主政，共同对抗各方反对派，总算是把政府暂时稳固了下来。
然而，因为摸不到军权的缘故，行政院长汪精卫对这个权力构架是十分不满的，认为自己成了给蒋介石打杂的管家和背黑锅的替罪羊，好事没有自己的份，坏事却都要自己顶缸……
比如说，如今就因为蒋介石这家伙不会打仗，丢了上海，顺便把全国的主要银行统统丢给了赤匪，从而使得南京国民政府迎来了一场天崩地裂的大危机。
“……先生，当前各种纸币贬值之速，已经不是早晚市价不同，而是按钟点计算了！”
行政院院长办公室内，院长秘书黄秋岳挥舞着几张报纸，极度失态地对汪精卫叫喊起来。
“……今天的首都，在一阵抢购风之后，市面上什么都空了……走进大小商店犹如进了冷庙，虽有观光的香客，但却没有菩萨。这种局面苦坏了家宿粮的人家。他们满街奔跑，到处排队，还是顾到了头。顾不了脚，不是愁米，就是愁菜、愁柴。
一些平时吃糙米的人力车夫，居然把昂贵的法国点心买个精光，因为市场上别的东西都没有了。主妇们已经不能再从小菜场买到她们所需要的任何东西。猪肉早已绝迹，鱼虾鸡鸭，甚至蔬菜米面。也都跟着猪肉‘隐退’了起来……商人干脆就拒绝把店里的商品拿出来卖，以此进行反抗。
全城的银行网点，如今都被挤兑得垮掉了。公务员、军人和警察也都人心惶惶。各界专家学者都希望政府提供融资。拿出银元、金条和外币来维护钞票的信用，同时尽快成立新的中央银行来收兑纸币……”[
“……银元、金条和外币？我又不是魔术师，哪里能变得出来？”汪精卫对此也是一脸的气急败坏，“……蒋中正当年到底是怎么想的？为啥不把中央金库搬到首都南京。而是摆在上海？这下可好。一股脑儿全都落到赤匪手里啦！政府就是想要整顿货币市场，手里也没有硬通货啊！”
当然，说归说，对于蒋介石为何不把中央金库摆在首都，其背后的种种阴私心计，汪精卫也基本能猜出个大概——首先，上海是当时全国的金融中心和整个东方的贵金属交易中心，南京在短时间内还不可能取代其地位；其次。蒋介石的治国方略，一贯都是“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两手都要硬”。
如今，蒋委员长既然在南昌行营抓着枪杆子，自然就得防着汪精卫在后面动他的钱袋子，如果把中央金库从上海搬到南京，放在汪精卫的眼皮子底下，就很难保证会不会出什么幺蛾子——毕竟，汪精卫也从来不是什么省油的灯……结果眼下就统统便宜了工农红军，顺便让国民政府被一刀穿心，就此半身不遂。
——在商品经济取代了自然经济的近现代社会，货币是一个国家最关键的财富分配系统，在货币上动手脚，就将会直接改变社会的财富流向，从而激化社会矛盾，破坏政府信用，丧失民心士气。货币又是国民经济的血液循环系统，货币的败坏将会直接瓦解经济，瘫痪财政，摧毁贸易，颠覆市场……
所以，此次红军端掉了中国各大银行的总行和金库，就相当于一刀挖掉了国民政府的心脏！若是国民政府还能正常运转下去，那要化身为被商纣王挖心之后还能行走自若的重臣比干了！
事实上，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汪精卫就已经从各地收到了不知多少封求救急报，比如安徽省政府就哀叹说“……安庆、芜湖、合肥市面急剧恶化，抢购之风弥漫全省。米麦粮店早已十室九空，香烟黑市漫天叫价，一日数变。日用品等均成奇货，骚乱斗殴此起彼伏，公务员罢工，教师罢课，警察已不可靠……”
类似这样的情况，在民国初期曾经发生过一次，当时正值袁世凯称帝，蔡锷逃出北京潜回云南发动护国战争，北洋政府的军费开支浩大、财力困乏，为搜集银洋发饷，于是下令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停止兑换纸钞……结果当即就引发了整个金融市场一片恐慌和混乱，钞票信用丧失，商品流通崩溃，史称“京钞风潮”。
这时候的鲁迅，就因为钞票买不到东西，而在日后的笔记中心有余悸地写道：“……我还记得那时我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的钞票），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俄国革命以后的藏着纸卢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这样的罢；至多，不过更深更大罢了。”
当年的北洋政府只不过是出了昏招，尚且差一点把钞票搞成废纸；如今的国民政府却是被红军抢光了金库，它们的钞票哪里还有谁敢攥在手里啊？
于是，所有人都仿佛被水淹到了脖子一般，不惜一切代价地抛出中国银行、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的钞票，争抢广东银行的粤票和云南银行的滇票，甚至就连山西阎锡山发行的晋票，都有人要抢！
要知道，这年头的晋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