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位从赣南闽西山沟沟中走出来的红军战士们眼里，村舍相望、人烟稠密的上海郊区，已经称得上是繁华富庶之地。但在诸位穿越者看来，依然是一眼就能看出其中的破败、衰颓和凋敝。
“……从这里一眼看过去，似乎比传说中的印度贫民窟还要糟糕……”马彤学姐嘀咕说。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同样也没有放过苦难深重的旧中国……相反，随着欧美列强的经济恶化，国门失守的中华大地进一步成了转嫁危机的牺牲品，在经济上受到沉重打击。
首先是外国的工业品和农产品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导致贸易逆差大幅上升，在1932年达到8.6亿元，为近代历史之冠。其次是由于没有农业保护政策，中国农民在外国粮食竞争之下大批破产，全国超过半数农户严重负债，阶级矛盾极度激化，工农红军的力量因此在农村得到了迅速扩张。第三是让中国民族工业遭到了极为致命的打击——经济危机发生后，西方列强为转嫁经济危机，一方面援引不平等条约向中国输入资本，纷纷在华设厂，企图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加紧向中国市场倾销商品。另一方面，各国奉行“各自求生”，“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让中国的民族工业企业出口困难。
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原本就处于幼稚期的民族工业，根本无法与成熟的外资企业相抗衡。很多民族企业陷入窘境，奄奄一息……为了提升与外国资本的竞争能力。民族资产阶级通过兼并、联营等活动，不断集中和扩展产业资本。积蓄民族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力量。但问题是，民族资本主义的挣扎最终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敌不过帝国主义列强和国民党“四大家族”买办势力的内外夹攻……
更可怕的是，就在农村破产、城市失业的同时，一场又一场的水旱灾害还在不断袭击着苏北、中原和湖广的乡村地区，各地的水利设施又因为战乱动荡而长期失修，从而进一步增加了灾难的破坏力。
在上海郊野的乡村，到处可见那些外地涌入上海的逃荒难民，他们或许是被上海滩十里洋场灯红酒绿、遍地黄金的繁华传言所引诱。想要在这大上海谋一碗饭吃，却不知上海也不是什么乐土——到1934年底，仅上海一地就已有至少上千家企业倒闭，失业人数更是达到了六十万之多……于是，沿着通往上海的几条主要公路和铁路，随处可见逃荒难民的简陋窝棚。由于找不到工作和落脚地，他们只好流落在附近的村头巷尾、郊野田埂、轨道沟穴之旁，人人骨瘦如柴，啼饥号寒。嗷嗷待哺。到处哭声震天，饿殍载道，窝棚内外蚊蝇成群，便溺满地。一幅惨绝人寰的情景，简直是使人目不忍睹。
而附近那些上海郊区的本地人，却是一副司空见惯的麻木表情——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几乎每隔两年都要闹一拨流民，早已耗尽了他们有限的怜悯之心……更何况。他们的境况也没比难民们好上多少，同样有好些人已经负债累累。即将失地沦为赤贫，甚至一辈子也穿不到一件新衣服，吃不到一餐肉……
——生在这样一个无限悲哀的年代，凡是心中有着国家和民族的人，恐怕都难免会感到愤懑悲凉。而一般的普通人看着这个社会的前途未来，似乎更是只觉得黑暗茫茫、难见曙光。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正是因为这样水深火热的极度苦难，把活不下去的人民都驱赶到了革命的红旗之下，从而为革命事业提供了用之不竭的燃料，让革命的火种无论如何镇压也无法熄灭……
※※※※※※※※※※※※※※※※※※※※※
12月24日黄昏时分，上海西郊安亭镇外，吴淞江畔
浊浪翻腾的江堤旁边，一座破旧土地庙的土墙缝隙里，透出了些许烟雾和光亮——在这间虫蛀鼠咬、梁倒门塌，只剩三面墙的破烂“屋子”里，几个孩子围在一堆火的四面，火堆里的树枝、稻草燃烧着，冒出一团团呛人的烟火。这些孩子的衣裳全都又脏又破，上面满是厚厚的泥污，还有人索性披着麻袋片。
虽说此时正值寒冬，他们大多数依然赤着脚，脚趾间早就被泥污填满了，甚至那些泥污都变成了黑—块块的糊在他们的脚上，只有在一个女孩子的脚上，才用破绳子系了块破布，勉强看起来算是鞋了。
——这是一群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就像《三毛流浪记》里的三毛一样。
唯一的不同在于，三毛好歹还能混进上海滩的十里洋场，而他们却在郊外就被迫停下了脚步。
没办法，如今这年头，全中国到处都是战火纷飞、天灾**，大江南北不知有多少失去了父母的流浪儿——也许，他们是在随着家人一起逃荒要饭的时候，不幸跟父母中途失散；也许，他们的父母早已被土匪和兵痞杀死，侥幸逃生的孩子不得不独自流浪；也许，他们的父母因为种种缘故，比如说一袋救命的粮食，不得不卖掉了自己的孩子……反正，对于这些尝尽世间艰辛悲苦的流浪儿童来说，他们的短暂人生之中已经遭受了太多太多的苦难，甚至远远超过了那些成年的流民。
眼下这座荒废无人的破庙里，这些无家可归的孩子们之所以会聚在一起，纯粹是为了自保——昔日那些颠沛流离、九死一生的流浪经历，早已用最残酷的形式告诉他们，若是被那些黑心肠烂肚皮的积年老乞丐骗去同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