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概是现在17世纪亚欧大陆上唯一的一座不夜城，到了晚间，城市中的路灯便会亮起来，虽然白明修还没有让科技树跃升进入电气时代，不过发电机、输电线路以及电灯这些局部的科技树已经给点亮了。
其实白明修觉得自己现在让手下的科技人才们去搞内燃机、无线电报一类的东西，还是有希望在短期内成功搞出来的，只不过系统反复要求过他，不能让他将科技树点得太高，否则将会引来不利的后果。白明修也就索性没有让人去做，毕竟蒸汽机的科技树他都没有完全点好，而且就算弄出了内燃机等东西，他现在也不具备大规模开采原油和冶炼原油的能力。
这座城市已经逐渐变得有人烟起来，虽然大明复国军独立旅仍然作为“禁卫军”在军管这座城市，不过白明修已经陆续放了很多人进入上海，毕竟他将理政院迁了过来，而且还开始运营上海的各种工厂，甚至之前白明修还搞了一波骚操作。
因为许多江南地主掌握过于庞大的土地，白明修就搞了一套换地政策，1：3兑换澳洲、爪哇或缅甸土地，1：1.5兑换四川土地，或者用100亩土地兑换一套上海的洋房。不换基本上是不行的，按照递进地税的缴纳办法，那些土地可能几千几万亩的地主们，光是一年的地税都可以让他们轻松破产。大明新行的地税是征收明两，而且跟收成完全是无关系的，就是一种单纯的财产税。比如在江南，个人拥有50亩以下土地是不征收的，50亩以上就开始征收，基本在500亩以上，地税就会收到田亩市价的50。
许多大家族不得不将田亩分配于族中人丁，但是财产权给到个人家庭的时候，再想要凝聚回到大家族，就非常困难了，毕竟地权办公室只认他们签发的田契。
多少江南地主并不能够理解这个时节以100亩江南的田产换一套上海的房子是多么有先见之明的事情，尤其是他们很多人发现一套所谓的洋房也就是200多平米，甚至后院都不如他们一进小房的院子大。
大多数大地主在没办法抗拒新规定的情况下，只得选择了跨区换地，以及将土地卖给公家，或将土地转租给新成立的农业合作社。转租给农业合作社的土地，只需要缴纳最低一档的地税，而且农业合作社会跟地主签订一个长约，比如20年之内承包，头五年免租，后面十五年一次付清，或者付给他们租金。
农业合作社是不跟地主们签订收成比例租子的，因为这种情况又等同于旧有的租佃制度了。农合的背后是强有力的政府支持，等于半强行的将土地从地主们手里集中起来，再交给农民们进行耕种，而且是组织农民们进行合作耕种。
中国实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国家，每个地区的情况就不太一样。农合的形式也必须搞得多种多样。在江南这边，大明的分田基本上给到每户的田地相对比较少4-10亩是比较常见的情况，每个村的所有农民家庭都加入农合。农合作为基层组织，安排农民们的生产和其他活动。更主要的，提供农民们良种、农业技术、肥料以及未来可能提供更多农业机械。农民在完成自留地的耕种之后，如果还有剩余劳动力，则耕种挂在农合下面的土地，手法上既包括承包自种，也包括共同耕种。承包自种的形式，其实等于将土地以不剥夺土地所有权的形式，从地主手中流转到了农民手中；共同耕种则是计工分，多劳多得。
农合的另一大作用，就是协调经济作物的耕种，经济作物直接导向现金的收入，从而可以很好地改善农民的收入。而即便是粮食，农合直接对接国有粮食公司，以统一价格向各农合收购，粮食公司的价格是稳定的，算是一层保险，防止出现丰年粮贱，多收了四五石结果导致破产这种事。
大多数江南农民是还没有意识到农合到底是怎么样一种强大的存在，不过看在分地免粮的面子上，农民们还都是非常积极地入社。
大多数江南地主对于朝廷一系列的新政还是搞得有些心惊胆战，这个大明跟以前那个让他们占尽便宜的大明已经全然不同了。不是没有人想过搞事抗拒，但是前段时间郑成功在江南搞得轰轰烈烈的清肃活动，已经让许多士绅名流破家破产，甚至给发配到了海外，众人基本上只能噤声，甚至这一时期还有很多士绅写诗讽刺，说光复后的大明还不如鞑子仁慈。
这当然是胡说八道，在舆论中只能算是一种非主流。江南也已经开始刊行大量的代表官方声音的报纸和杂志，舆论已经很好地控制在了太子殿下的手中。新学也开始蔚然成风。
毕竟清廷当初可是敲诈勒索，什么招数都用，更是杀了不少人。太子治下，一切依法办理，经济类的罪行除非重大，不至于死罪，最多也就是罚钱，或者就是给扔去爪哇岛。于是乎，从这个时代后，吴语中就有了一些谚语，例如死去爪哇一类的词，用来骂人。
说起来，上海的洋房还是有些富户用土地换了来。一些人已经知道靠土地八成是很难赚钱了，在看到工商政策向好的局面，就来到上海来经营商业。很快地，第一批十七世纪的炒房团已经出现了，只不过现在的炒还比较初级。
毕竟，一个如此与众不同的现代城市，宽敞的水泥马路和路灯，有着各种各样的工厂和商业公司，有一个通达各地的大港口，善于商业的新兴资产阶级已经看到了利益潜力，如同嗅到血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