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经时任宣大总督王崇古疏请：“及查得辽东开元、建宁之市，以京华粗铁锅入市。盖此锅生铁不受炼炒，行之已久，此可效行。及查得宣大沿边山程险远，铁锅鲜至，今既有此锅，即当容照辽右之卫例，以该锅入市易，商夷攸便也。”
王崇古提到的“京华粗铁锅”，乃是京华特意推出的一种廉价锅，其铁质比较差，一般是做其他工具时的淘汰的那种，就拿来制造成铁锅卖给女真、蒙古，结果这玩意儿出乎意料的好卖——对于蒙古人和女真人来说，这锅能用而且便宜，有这两点就够了。
于是大明朝廷准予京华粗铁锅进入互市交易，但还是将硝黄、铜铁、盔甲、兵刃列为违禁物品，严禁进入互市交易。当然这很正常，就好比美国佬不可能把航母卖给中国一样。
曹淦又介绍道，在互市之中，既有大明朝廷经营的“官市”，也有民间商人经营的“民市”，一般来说，“官市毕，听民私市”，而毫无疑问的是，京华这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又是个商业体量上的巨无霸，现在自然掌握着各个交易地点的民市。
“官市”主要交易缯帛、马匹；而“民市”中交易的商品种类就多了，除了最主流的布帛锅釜，还有针、线、梳、篦、米、盐、糖果之类。
其实在互市初开之时，“官市”交易所占比重更大一些，毕竟当时“边氓畏虑，不敢贸易，虏入不市，衅怨易生。今岁且宜官为处置，使边氓睹利，则人必乐从”。
“官市”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官出“市本”，与蒙古商民进行交易。
大明朝廷的“市本”主要由管理马政的机构太仆寺发放，具体定额是“各边年例市本每年二十余万，毫不可少。”
但如果交易量太大，“市本”不足怎么办呢？则“请借客饷”，或“请发兵部马价银”，甚至将“各营死马椿朋内脏银两，尽充市本”。
边将领取“市本”后，遣指挥一人偕商贾往内地各种商品的产地买进货物，然后运回互市，与蒙古商民交易马匹。
这个高务实是知道的，因为京华不仅自己掌握民市做买卖，其本身也是供货商，他是看过高国彦交给他的“财报”的。
曹淦对于民市的发展之迅速十分得意，说“客商岁得虏货之利，将源源自至”。
高务实笑着夸了他几句——这事他功劳确实大，当得起夸赞。
不过这种由民间商人经营的民市，即便有京华主导，也仍然是有明一朝蒙汉贸易发展中的新事物。
根据曹淦所说：“自隆庆五年北虏款贡以来，始立市场，每年互市，缎布买自江南，皮张易之湖广。彼时督抚以各部夷人众多，互市钱粮有限，乃为广召四方商贩使之自相贸易，是为民市之始”。
也就是说，九边的督抚们最开始是由于官市本钱不够用，交易不了那么多蒙古货物，只好广招“四方商贾”来跟蒙古人交易，四方商贾嘛，自然是以京华最强，所以民市的主导权就这么被京华悄悄拿走了。
不过京华虽然自己有不少货物生产，却也不是“世界工厂”，不能包产万物，所以民市中的商货，如曹淦就说：“缎布狐皮等杂货，来自苏杭湖广，由天津私港运抵，我京华商社乃运至市口”。
世间万事万物都有相应的联系，这天津私港之所以贸易额一路攀升，与大明和蒙古的贸易越做越大是有密切关系的。
高务实又问了问商税的问题，这个东西最早还是他主动对高拱提出来的，不过他当时只提了个思路，具体怎么操作的没有细问。
曹淦便介绍说，在现在的互市贸易之中，大明朝廷按所定税例向蒙汉双方的贸易商民征收比较轻微的商税，“凡夷马商货，各有税例，每年即以收获银充抚赏之用”。
这里所谓“充抚赏之用”，就是大明朝廷在每年互市结束之后，对恪守条规的蒙古守市人员，奖给一定数量的银两及其它物品，市易“即毕”，还要“筵宴酋长，犒劳诸夷酋，人日牛肉一斤，粟米五合，麦面一斤，时酒一瓶，小菜油盐酱醋及马草银七分二厘，饭柴炭银二分，皆取给尖丁银及商税”。
与此同时，对汉民这边的守市人员也有一定的奖励。因此，蒙汉双方的守市人员都有维持互市秩序的积极性，从而使交易活动得以顺利进行。
至于具体税率，曹淦说那个太复杂了，几乎是按照不同的商品分类来定的，细说起来太费事，但如果简单的讲，就是高务实所说的“超低税率”。
还有一个现象很重要，就是蒙汉互市贸易兴起以后，蒙古牧民觉得互市每年仅开一次，实在是周期太长，于是经常成群结队来到互市的市口，要求开设“小市”。
尤其在每年春天的时候，那些贫苦牧民缺少粮食，“愈见狼狈，有畜者每次于巡边各口，求官权易。一牛易米豆石余，一羊易杂粮数斗。无畜者或驮盐数斗，易米豆一二斗，挑柴一担，易米二三升。或解脱皮衣，或执皮张马尾，各易杂粮充食。其瘦饿之形，穷困之态，边人共怜之”。
因此，朝廷在万历元年时，由高拱决断，允许在宣府、大同、山西、陕西、宁夏、甘肃等地分别设立“小市”，亦称“月市”。
关于“小市”的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