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军事历史>大明元辅>第123章 准备回京 上

鹿鸣宴毕,高务实返回新郑。

于慎行此次赌上自己半世清誉为高务实背书,最终的效果还算不错,虽然确有七八个新科举人真的于十日内前往拜谒,但在看过高务实的墨卷,又听于慎行对高务实的文章一番点评之后,也只能自叹不如。最终反而让于慎行与高务实这对座师、门生名声更响。

其实这里头除了高务实深悉科举时文之要义,总能把文章写得符合朝廷取士宗旨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于慎行成为本次乡试的主考官对高务实而言是很有利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于慎行做了主考官,他的考卷就拥有了一项其他人无可企及的优势:他陪着朱翊钧听于慎行讲课近六年,于慎行喜欢什么样的文章他一清二楚!

所以他有很大的把握,只要自己的考卷被下面的房师推荐上去,除非于慎行故意坑他,否则就根本不怕于慎行不取中!

于慎行会故意坑他吗?不会!

虽然于慎行是张居正的门生,但他在历史上就敢坚持原则反对张居正不丁父忧而夺情,甚至在群臣畏缩之时,依然大摇大摆地去看望因为上疏弹劾张居正而被下狱的刘台{张居正门生},结果触怒张居正。

但如果只是如此,还不能说明于慎行的风骨。他触怒张居正之后,虽然没被罢官贬职,却也被一直冷冻在原有的位置上不得任何提拔。可是当张居正死后被清算时,于慎行偏偏又站了出来,不避嫌怨的写信给主持清算的丘橓,请他照顾张居正八十多岁的老母和未成年的幼子,最终因为种种原因,丘橓给张家保留了住宅和足够养活家人的土地。

再后来,于慎行做到礼部尚书,因为国本之争跟万历闹翻。于慎行依旧头铁,对朱翊钧道:“册立之事,是臣部职掌,臣若不言,是为失职。请皇上速决大计,否则臣宁可弃官归里。”

然而朱翊钧也是个头铁的,于是大骂于慎行“疑上”、“淆乱国本”,把礼部大小官员都停了俸禄。正在这时,发生了山东乡试泄题事件。其实理论上这件事跟于慎行关系不大——了不起就是个领导责任,但于慎行仍然主动提出引咎辞职。朱翊钧当时正恼他,御笔一挥就准了他归隐故乡。

由此可见,于慎行此人是个真正讲原则的人,他不是一个单纯为了当官,或者单纯为了求名的人物,所以高务实有把握当他觉得自己的文章够取中时,就不会考虑其他因素,必然是该中就中。

至于后来于慎行赌上自己清誉也要为高务实的文章背书,这一点高务实却不是很肯定于慎行的想法。也许于慎行只是单纯的对文章有把握,也许是于慎行担心被人污蔑而自证清白,也许各种原因兼而有之。

但不管怎么说,这件事向着最好的方向发展了,高务实对自己这位座师也不禁真的生出几分敬意来。

新郑,龙文雅苑,东南水榭一边的高墙上,高务实和母亲张氏正在散步。

站在这十多米{换算后}的高墙上,高务实一边看着外头双洎河的风景,一边向母亲讲述自己的时间安排。

高务实的安排是早些回京,但张氏有些不乐意,道:“春闱是在二月,你又不需要赶公车,何必这么着急去?”

公车自然不是指公交,而是举人上京赶考的一种优惠制度,该制度早在洪武年间就规定了:凡愿参加会试的举人,先要向州、县呈报申请咨文,由州县呈府,府呈省,经核准后仍由省、府发给州县,交本人领取,这个咨文又叫“公据”,然后就由官府计算路程远近发给路费,至京后连同乡试文字咨缴礼部投呈报考,由礼部备印试卷。

由于举人从家乡到京师,沿途都由驿站供给车船乘坐,叫“供给脚力”,又称公车,所以举人会试便也叫上公车。

郭朴此前好几年一直管着驿站改革这块事,改革了很多项目,也没敢动举人上京赶考的公车制度,所以现在的公车制度依然是正常运行的。

高务实苦笑道:“娘亲,我随行带了几百家丁,自然是不能上公车的,但我提前回京并不是怕赶不上春闱,而是京中事务甚多……您也知道,别看儿子在河南有两处不小的产业,但真正的根基其实还是在京师。”

这是肯定的,张氏帮自己儿子管着河南两地的产业,自然也知道儿子在京师的投入,别的且不说,开平三大厂就在京师东郊两百多里的永平府附近,那里虽然不是高务实名下最赚钱的产业,但偏偏是投资最大的产业。

高务实最赚钱的产业现在已经发生变化了,早年的“第一桶金”香皂现在早已不再处于爆发式发展时期,而进入了平缓发展阶段,其利润一开始是被曹淦的京华商队超过,后来又被天津港超过,到了现在,算是彻底“退居二线”了。

曹淦的京华商队现在也改了名,叫做京华商社了,在北地已经是巨无霸级的“贸易公司”,东起辽东,西至甘肃,大明的边境只要允许“进出口贸易”的地方,全都有京华商社的身影。

甚至就连理论上跟大明依旧处于敌对状态的左翼蒙古,京华商社也在悄悄执行高务实的“蒙古奢侈化”战略,每年往察罕浩特{左翼蒙古汗帐所在}走私输送大量的丝绸、金银玉器、高档毛皮制品{左翼蒙古的手工业跟大明相比可以忽略不计},以及各种精致昂贵的小用具,如鼻烟壶之类。

反正简而言之一句话:专门出售奢侈品——右翼蒙古已经被我“腐


状态提示:第123章 准备回京 上--第1页完,继续看下一页
回到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