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安阳之后，高务实便和帅嘉谟分道扬镳了，徽州人丁丝绢案该到了结的时候，让帅嘉谟快去快回，对高务实有利。
当然这有一个前提，就是现在帅嘉谟的安全已经有了保障，刺杀案发生之后，高务实把案件引导到帅嘉谟遇刺上去，最后保定府派了两名官差护送帅嘉谟。
两名官差当然不够，所以由保定车营游击将军郑德宗做主，借给保定府一个总旗护送帅嘉谟南下。
按照大明兵制，一个总旗五十人，不过实际上由于缺额的原因，这个总旗只有三十四人。人虽然不满编，但护送帅嘉谟南下肯定够了，毕竟他们不是普通卫所兵，而是野战军性质的部队。
高珗向高务实表示说，以这批人的战斗力，拿去镇守边关可能不靠谱，但在内地走走官道肯定出不了什么事。
高珗最近几天一直很忙，他有些后悔这次出来只带了骑丁，带骑丁本来是预防高务实在路上遇到响马、山匪，但在城中休息的时候防备刺客却不是很擅长。
当然这其实怪不得他，毕竟谁也没料到高务实居然会遇刺，所以他临时派人回京，请高陌紧急加派五十名步丁赶来——骑马步丁，主要负责驻地防卫。
高务实对此没有反对，他花了那么多钱，享受保护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过他也不是一味龟缩防卫，虽然刺杀案被他淡化处理，转移到帅嘉谟身上去了，却不代表他就把这件事忘了。
一方面，高务实把所有的证据都交给了梁梧，让梁梧继续追查；一方面，高务实写了几封信与高珗向高陌请援的信一起送往京师。
他心里觉得只有冯保有动机刺杀自己，但又对冯保是否真的会用这样的手段心存怀疑，毕竟刺杀这种事，实在很不符合大明政治斗争的传统。
这是坏了规矩的做法。
另外还有一个疑问：就算自己身死，冯保的局面难道就能好很多吗？
只要高拱还在，并且不改变他对的冯保的态度，自己就算真的死了，冯保的处境也不会有太多改善——说到底，高务实在朱翊钧身边之所以能使冯保束手束脚，不是因为他自己真的有多了不起，归根结底还是因为高务实的背后站着高拱，高务实不过狐假虎威罢了。
小阁老，厉害之处不在于“小”，而在于“阁老”。
高务实觉得，冯保能混到现在这个局面，不应该连这点道理都看不穿，所以才始终对此事保持一定的怀疑态度。
但怀疑归怀疑，该做的安排还是要做，那几封信就是他的应对。
直到安阳县令派人来请他赴宴，高务实才从思索中醒来。
安阳县令姓钟名谷，既非高党一系，也非李春芳、赵贞吉一派，而是嘉靖末年内阁重臣袁炜的门生，与高务实既无甚可亲近之处，也无甚过节。[顺便说一句，袁炜幼年时也有神童之称。]
这位县令官运不佳，会试三甲一百名开外，庶吉士也没能考进，最开始外放了一个下县，结果一任未满，丁母忧去职。守孝三年之后，复职仍是下县，干满一任，这才转迁安阳县。
安阳县好歹是彰德府府治，乃是上县，总算有点像做官了。
这个时候，高务实来了。
高务实乃是高拱的侄儿，这一点钟县令当然是清楚的，而他的恩相袁炜早已于嘉靖四十四年病故，所以眼下他在官场之中已经指望不上有谁能提携一把，顶多就是和当年的同年互相帮衬。
出于这样的现实，他也挺想在高务实面前混个脸熟，虽然未见得一定有用，但礼多人不怪，谁知道这位小阁老是什么做派？
但由于彰德知府是李春芳的门生，所以他又不好亲自去迎接，以免高拱没巴结上，先得罪了顶头上司。说起来，也是怪可怜的。
好在，高务实既然要在安阳暂住几天，他作为县令，宴请一下还是理所当然的事，就算知府也不好怪罪。
赴宴其实无甚好说，不过钟县令很会攀关系，拿同年申时行来说事。其实钟谷所在的嘉靖四十一年金榜也挺有意思的：一甲三人分别是申时行、王锡爵、余有丁，这三位在历史上全进了内阁。
至于现在，钟县令攀扯的是申时行——他是同知太子经筵事。
当然，如果仅仅是同年，也没什么好说，但他们师出同门，都是袁炜点的卷。至于为何申时行是状元，而钟谷竟然混成了三甲，高务实就不清楚了。反正钟县令很谦虚，说自己才浅，与申侍郎相差甚远——才学差得远不远不好说，起码宦途不顺，现在地位的确差得很远。
官场嘛，有点什么人脉都得拿来说，钟谷表示他和申时行不仅是同年，而且还是乡党——都是南直隶苏州府人。
高务实听了这话没什么反应，只是微笑着随口应了。其实他心里想的是：幸好你不是苏州隔壁松江府的，否则我还要担心你是不是徐阶的乡党呢。
席间高务实问钟县令，郭阁老致仕回乡后，是住在县城还是乡间，自己此来主要是拜访他。
钟县令这才知道高务实此来安阳的目的，连忙说郭阁老家虽然在城中有个宅子，但他老人家自己从不来此，自回乡起一直住在乡间。
高务实便问道：“县尊，贵衙之中可有人认得去郭阁老家的路？”
钟县令忙道：“有的，有的，郭阁老称贤海内，鄙人也常去拜访请益，既然高侍读要去拜访，不如鄙人亲自领路，以示尊重。”
高务实无可无不可，推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