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进京告御状这种行为，在后世也有，不过名字略有变动，温和了很多，叫做上访。
但不管是告御状还是上访，总之这种事情，古往今来都是地方官最为深恶痛绝的现象，而做这种事的人，也毫不例外被地方官视之为刁民。
高务实前世对于上访群众其实也是颇为头疼的，但好在他当时并不负责接待上访群众这一块的业务，毕竟那个年代好歹有个信访办，又有所谓县长信箱之类的渠道，一般而言不会闹到他们县委去。
后来他到了镇上，由于盘口变小，他又勉强还算是个“有志向”的年轻干部，倒也没干出什么天怒人怨的坏事，所以他的群众工作仅限于调解了几次乡民之间的集体纠纷，并没有闹到群众上访那般严重。
因此，他对于上访这件事，还算看得开，至少会看一看到底出了什么事再说，而不是二话不说先拿人——危机公关其实也是一个优秀秘书所要做的功课。
不过很显然，大明朝的官员们大概对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没有太多切身体会，更没有什么危机公关这种意识，所以他们的反应就比较简单粗暴了。
这里要特别插一句：帅嘉谟的这个行为，放在别的地方可能比较惊世骇俗，但若是在徽州，其实还真不算十分特别。
因为徽州这个地方，民风剽悍。当然这个“剽悍”不是说他们跟戚家军最喜欢征兵的义乌一样，矿区较多，当地百姓动辄打架群殴，而是说徽州人好打官司。
中国的老百姓历来都有逃避打官司的倾向，认为打官司不论有理无理，总之都是丑事，而爱打官司的人，则会被当成“刁民”。而历来地方官考评，也总是以“涉讼事少”作为一地民风是否淳朴的重要标准之一。
然而徽州人的做派，就很不和谐，倒是和后世美国人很相似，动辄兴讼，有事没事就喜欢对簿公堂，时人形容为“事起渺怒，讼乃蔓延”，并用了一个特别精辟的词来总结：健讼。
相当于说不仅爱打官司，还特别能打，但凡有点什么事，衙门走起！
高务实听梁梧介绍到这里的时候，忍不住笑出声来。梁梧只当他是笑话徽州人，也跟着赔笑。其实高务实还真不是嘲笑，他只是忽然觉得好笑：原来我大明居然还有这么一个颇具法治精神的地方？
两人笑完之后，梁县尊继续介绍情况：正是由于徽州当地大量的诉讼，让徽州盛产精通法律条文的状师、讼师，打起官司来唇枪舌剑，在诉状上经常互相攻伐，精彩纷呈。以至于每一任徽州主官，都觉得“你们是本官带过最刁的一届刁民”，对此头疼万分，以难治而闻名。
不过究其根源，这民风倒不是明代才培养出来的，其实早在南宋时，徽州出身的朱熹就曾经无奈地评价本乡人：“其俗难以以力服，而易以理胜。”——你打我，是不能把我打服气的，有本事咱们讲法律、摆道理，说得过我，你才是爷。
其实从这个角度说，徽州人这个习惯其实挺“君子”的。
所以帅嘉谟在本地打不成官司，于是毅然决然赴京上告，这个做法，是十足的徽州范。
然而不管你这范那范，坏了官老爷的好事，都只能是死人范！
徽州府方面，连带其下六县，对于帅嘉谟这个不知死活的讼棍终于忍无可忍了。
你这厮好不晓事，先前越级上报给应天巡抚、巡按两院，咱们看在海刚峰的面子上，也就懒得计较了，现在海刚峰都走了，你的胆子居然还更大了，敢上京告御状？
再不教训教训你，你怕是不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尤其是，徽州知府段朝宗忽然接到了他的上司徽安按察使——全称是整饬徽安等处九江卫所兵备按察使——的一封私信，该兵备在信中向他表示：有人把徽州人丁丝绢案悄悄上报给了京中某位阁老，该阁老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也表达了一个意向，大致意思是此案涉及税制，该地方何以久未查实？
这里顺便提一句，徽州府正巧是新安卫的卫所驻地，所以兵备道管他们理所当然，而且兵备道本身也是文官。
段朝宗区区一个知府，得知此事被阁老重臣关注，自然心急如焚，但最麻烦的问题在于，这位阁老没有表明立场，他只是说“为什么事关税制这么重要的事情，这么久还没查清楚？”
这个说法让段知府的判断出现了偏差：单从这句话来看，该阁老对此事本身没有明确的立场，他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地方办事效率太差！
呃，效率嘛，是差了点，但那还不是因为想把事情给拖黄么？
不过，既然闹得都有阁老关注了，那这件事就不好继续拖着不办了，得想法处理。
只是，此前的那个因素依然存在：如果按照帅嘉谟的提议来办，徽州府屁好处都捞不到不说，还一下子得罪六个县，甚至有可能激起民变。
段知府思来想去，还是觉得自己的乌纱帽比那些什么公理道义之类的玩意值钱得多，所以激起民变这种事绝对不能发生，即便这事情真发生的概率很小，多半只是六县的威胁，也不能视而不见，轻忽大意。
那么，就只能坚持人丁丝绢税继续由歙县独自承担。
可既然如此，那就绝不能容许那个叫帅嘉谟的讼棍继续上蹿下跳，无事生非！
于是，徽州府立刻发牌给歙县，要求歙县即刻传唤原告帅嘉谟至徽州府过堂问案。
但此时帅嘉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