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军事历史>大明元辅>第062章 犹豫难决(上)

高胡子想做什么?张居正心里当然也在怀疑这个问题,但他并不想对冯保表露出来。

张居正对高拱的态度,说实话连他自己都很难三言两语就界定得了。

他们两人曾经都算是“搞教育”出身,从翰林院到国子监,从国子监到裕王讲师,两人一直都是同僚,而同时高拱又一直是张居正的前辈和领导,直到先后入阁辅政。他们两人在学术上的观点十分接近,或者说高拱对张居正学术观点的确立有很大的影响。

高、张二人虽然都以儒臣自命,但实际推崇的其实反倒是法家学说。当然这也不算奇怪,毕竟中国历代经常都是“儒皮法骨”,披着儒家的皮囊,干法家爱干的事。从高拱在《本语》中提出的帝王教育、翰林教育,到张居正所作《辛未会试程策》、《答楚学道金省吾论学政》等文就能看出两人思想的极其相似。

高拱崇尚实际和“贵今主义”,和那班腐儒动辄高谈唐虞三代者迥然有别,而张居正讲所推崇的“法后王”也是同一个道理。可见他们两人有着共同的政治理念和价值取向。

再有就是,两人都反对讲学。历史上,嘉、隆、万三朝是阳明心学极盛时代。徐阶当初就曾和著名王学家聂豹、欧阳德等在北京灵济宫讲学,听讲者有时多达五千人,讲风之盛可见一斑。

高拱和张居正生长和工作在这样气氛中,自然也不能不受其影响,而由于张居正是徐阶的弟子,所以和一帮王学家也有不少来往(无风注:这个有张居正许多书信作证)。但是他却经常指斥那班讲学家只是虚谈,是“以虚见为默证”,是“虾蟆禅”。他经常劝这些人“足踏实地”,“崇尚本质”,反对“舍其本事,别开一门以为学”。

正是因为这种思想,所以历史上张居正后来毁书院,杀何心隐,和那班讲学家完全站在对立的地位。

而高拱因为自身就是实学大家,倒是和那帮讲学家却没有多少来往,但很奇怪的是,从他的著述和书信之中,也没有发现他多么激烈反对这些人。他的实学属于自己搞自己的一套,立于程、朱、陆、王之外,既没有跟着当时流行的王学跑,却也并非回到程、朱,而是坚持以当前的现实出发,现实需要什么样的学问才能治理好国家,他就搞什么。

正是因为观点几乎完全一致,之中,李春芳和赵贞吉两个更像是徐阶的亲传弟子,而高拱和张居正则是另一派,他们一方面禁止各地督学宪臣聚徒讲学,另一方面还通过考察贬谪京官,遏制京师讲会,以经世实学来端正学风,改变谈玄论虚、不务实际的官场风气。所以,尽管他们二人可能或多或少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但反讲学却是他们共同坚守的学术立场。

这个立场,使得张居正站到了老师徐阶的对立面,同时也是赵贞吉入阁之后,张居正未能如愿以偿接受徐阶留下的庞大政治资源的一个重要因素。反过来,这也是此前高拱致仕之后张居正想方设法为高拱起复造势的原因——张居正毕竟也是想做实事的,他知道高拱若不能回来,自己一个资历最浅的末学后进,实在对付不了李春芳和赵贞吉这个实际意义上的同盟。这是张居正犹豫他和高拱关系的第一点:没有高拱吸引火力,自己会不会成为炮灰?

所以高拱回来了,而且仍然是那个说干就干的高拱,绝不同于当年的徐阶,得过且过,以保住自己名声地位为第一要务。

张居正自己身处内阁,虽然主要分管兵部,但他仍然非常清楚高拱自从兼任吏部尚书之后采取的改革措施:破除“拘挛之说”,进士举人并用;凡滥举官员,则举主连坐;建立人事档案制度,组建候补官员梯队;州、县正官年轻化,“五十以上者不得为州县之长”;荫叙官员,视政绩而酌用;调整用人政策,完善地区回避制度;裁减冗员,精简机构,整治士风;等等等等。

这些措施,无一不是他张居正自己也极盼望看见,甚至是极想亲自去做的。

这也是张居正犹豫着自己跟高拱之间关系的第二点:如果没有高拱,以自己的资历和威望,能不能把这些事情干好?会不会受到各种掣肘最后推行不下去?

因为有这两点疑惑打底,所以张居正觉得至少在李春芳和赵贞吉还在内阁之时,自己仍然需要跟高拱维持良好的关系。

更何况,他张居正何许人也,他会不知道冯保为什么眼巴巴找上门来跟自己套近乎?无非是因为高拱连续推荐两任司礼监掌印陈洪、孟冲,却始终不肯推荐他罢了!

可是张居正难道就不知道高拱心里是如何思考的?无非是不想看到大明再出一个王振或者刘瑾罢了!

可是,他高拱是这么想,我张居正就不是这么想?我张居正就不是文官?我张居正就希望看到宦官乱政?笑话!

但心中冷笑归心中冷笑,张居正的个性毕竟不像高拱那般,喜怒直接摆在脸上,因此他愿意配合冯保演出:“恕居正愚钝,不知中玄公有何谋算。”

冯保哈哈一笑,又压低声音道:“听说徐老相爷今日曾派人前来拜访太岳相公,不知可有此事?”

说是这么说,但作为东厂提督,显然冯保有足够的把握认定这一点。

所以张居正也懒得辩解,直接承认:“方才游七正要和我谈及此事……不过,我今日在内阁当值,才回来没多久,所以老师派来的人没能和我一晤,我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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