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插队的时候，我和社员们一起，一年四季在田间地头劳动，春种秋收，循环反复。
清晨，扯秧开始了，虽然太阳还没有升起，但田里已经站满了社员，哗哗的扯秧水声震撼着寂静的山谷。
我扯着秧，把秧一把一把系好丢进箢箕，同时看看腿上有没有蚂蟥，如果有，就会用手迅速地在腿上重重地拍打一下，把它扫进田里。如果蚂蟥叮在腿上，是扫不下去的，只好霸蛮用手扯下来，丢进远处的水田。
蚂蟥是吸人血的害虫，很难被消灭，老人们告诉我：“蚂蟥生长在水田里，奈何不了它，扯断一条，还可以变成两条，只有用石灰才可以杀死它。”可是田里很少使用石灰，大概是生产队缺乏经济条件，买不起石灰吧。
当秧苗长成绿油油的一片时，该除草、捉虫了，否则轻则减产，重则颗粒无收。我们弯着腰，扯去禾篼边的稗子与野草，再将禾苗上的卷叶虫连同叶子一起扯下来，装进鱼篓里。整个过程不施除草剂，不打农药，方法很环保，但是效率低，速度慢，劳动强度大。一下来，我累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了。
七八月份的双抢是农村一年当中最忙最累的时候，社员既要抢收早稻（一季稻），又要抢插晚稻（二季稻）。稻子收割的季节，水田里的禾蔸上整齐的摆放着禾把子，水田里有两种打稻农具，年轻人使用打稻机，老农们使用大黄桶。
年轻的我拿着禾把子站在打稻机上，手脚并用，用脚踩动开关，让打稻机轮转动，同时用手拿着禾把子左右翻动，看着谷粒流进机斗，心中颇有一种满足福老农们每人占据大黄桶一个角，把禾把子高高扬起，再用力向黄桶角猛打，只见谷粒落进桶里，散发出沙沙的声音。远处的田野里，其他社员也在忙着收割……社员们的口哨声，脚踩打稻机的隆隆声，打击大黄桶的砰咚声交织在一起，好生热闹。
收割完早稻后的田地，被犁田的社员迅速翻转泥巴，用耙子耙上一遍，重新又插上秧苗，种的就是晚稻。一到生产队报到，我们三人就面临住房问题。生产队没有能力建知青点，只好让我们暂住在村里黄家的祠堂。
祠堂右上角用衫木板隔了三间木屋，我和朱姓兄妹的妹妹朱顺玲住靠里面的一间，中间的一间是朱姓兄妹的哥哥朱顺举居住，靠外面的一间给大家当厨房用，搭了两个烧水的三角铁架。这座祠堂陈旧破败，早已经没有了牌坊，靠左边的地方改作生产队的仓库，仓库顶上摆着两幅又大又长的黑棺材，据是队里老饶寿木。
下放时，白我和生产队的社员一起出去割草、插秧、开荒，劳动强度适中，大家出集体工，我还能应付。但是晚上睡觉时，我却感觉有些恐惧。
自己住的祠堂古往今来都是黄家族人办红白喜事的地方，红喜事倒算了，白喜事可就有些瘆人了。虽然我们到来之后，祠堂再没有办过白喜事，但是里面空空荡荡，高高的房梁上系的红布还在风中飘动作响，令我不禁浮想联翩。生产队的仓库可能有剩余的谷粒，一斤多重的老鼠在里面左蹦右跳，把仓库的木板弄得咚咚直响；偶尔还有大黑蛇爬进去，咬得老鼠“吱吱”叫着，让我心惊胆战。
祠堂内阴暗潮湿，地面溜滑，旁边的井流进了社员家猪圈的粪水，奇臭难闻。祠堂没有厕所，便只能在床边放一个尿桶解决，大便则需要到贫下中农家里去解决。居住条件简陋，环境恶劣，我们却只好忍着。
那时，国家修建枝柳铁路，男知青朱顺举会几样乐器，吹拉弹唱样样在行，被推举参加铁路文工团，就留下我和朱顺玲两个女孩居住在祠堂，这里就更显得萧条了。
农村人茶余饭后喜欢讲鬼故事，我十分爱听，听完之后又喜欢回味，在祠堂睡觉的时候越想越害怕，辗转难眠。于是，我和朱顺玲商议，把相好的农村女青年黄嫦、黄远妹叫过来陪我俩，让她们睡在原来朱顺举的房间，给我俩壮胆。
没想到，那两个女生一听，就断然拒绝了，也不讲半点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