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是一家总部设立在香港的民营报刊，自七七事变以来，一直支持全民抗战。
报刊特邀胡适，梁漱溟等人为《大公报》撰稿，在业界享有极高的声誉。
这个时期，官办的报刊极少，只有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还有共产党在1938年1月于武汉创立发行的《新华日报》。
《大公报》作为民营报刊业内翘楚，发行量一直处于领先位置。作为这家报刊的记者，工作难度和抢新闻速度，也是首屈一指。
关世杰在星期六晚上坐车到了长沙，在长沙警备司令部不远处，找到一家旅店住了下来。
第二天早上，关世杰吃过一碗热干面之后，就来到长沙警备司令部，一栋四层楼房的办公地点。
在大门口的警务室，关世杰亮出自己的证件，言明自己要找林凡，却被告知杨凡率部驻扎在长沙西郊。
关世杰马不停蹄坐上巴士，又赶往西郊的警备司令部，杨凡所在的团部。
在团部大门口的岗哨，关世杰依旧出示了证件，说要找杨凡。哨兵拨通了内部电话后不久，杨凡就急匆匆地从团部赶到了门口。
“关少校，真的是你。你是出公差吗？”杨凡热情地说：“中午我们在一起坐坐，喝上两杯。”
“不瞒杨团长说，我这次来就是专门来找你的。”关世杰笑着说。
“走吧，先到我办公室聊聊。”
杨凡领着关世杰去了自己的办公室。
办公室很简陋，一张木桌，一把木椅，一张行军床，一个铁皮档案柜。
“关少校，不知道你找兄弟何事？”
杨凡给关世杰用草绿色的搪瓷缸沏了一杯茶，让关世杰坐在椅子上，自己则坐在了行军床上。
“我听说前些日子，你们警备司令部不知道哪支队伍，抓了一些抢米的难民。”关世杰开门见山地说：“我一个朋友的表弟，也被你们抓到了牢里。”
“这件事儿，正是兄弟带人抓捕的。你朋友的表弟叫什么名字？”
“黄修成，《大公报》的新闻记者。”
“啊！这个人我知道。可能会被判刑入狱。”杨凡略有吃惊地说：“那关少校来此是想见见这个人？”
“我想把这个人救出来。不知道杨团长可有什么门路？”关世杰说。
“关少校，你我一见如故，又是老乡。有些话不瞒你说，这个人恐怕救不出来。”
“一家报社的新闻记者，也无非是报道了一些真相，就被安上莫须有的罪名抓入了牢里。怎么会救不出来呢？”
关世杰明知道黄修成的罪名是煽动，教唆难民抢劫米行。而最为重要的一点，黄修成是共产党人。国民党借助此事，已经开始大做文章。说共产党人破坏抗日，扰乱社会秩序。
“这个人真的是共产党人。眼下尽管是国共合作，但上面的意思，关少校也应该懂得。”杨凡很委婉地说。
“黄修成亲口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人了？”
“他自己倒是没有承认，是同党指认的。”
“黄修成参与和鼓动难民们抢米，可有真凭实据？”
“也是他的同伙指认的，还有，我们去执行任务时，黄修成就在现场。”
“我明白了。你们去抓人的时候，首先就得到了目标指令。因此，不管黄修成是不是鼓动和教唆，只要他在现场，就一定会被捕。”
显而易见，黄修成被抓是有计划的预谋。
“兄弟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杨凡说：“所以，有人想借这件事儿做文章。即便黄修成不在现场，也会被抓捕入狱。”
“杨团长，这件事儿真没有通融的余地了吗？”
“关少校，你救这个人，就不怕惹上麻烦吗？”杨凡说：“这件事儿可是你们特务处长沙站，和我们警备司令部联合行动的。”
“我当然怕惹上麻烦。但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答应朋友去做的事情，就要去做，即便办不成，也要竭尽全力。”
“关少校为人仗义，但这件事儿的确很棘手，容我想一想。”
“这是一万元银票，麻烦杨团长上下打点，无论如何也要把人救出来。”
“关少校，话不敢说满，我也只能尽力而为。”杨凡说：“钱我先收下，办成了什么也不用讲。办不成，钱会如数奉还。”
“杨团长此言差矣，办不成还有人情在，人情虽说不是用钱能来衡量的。但缺了钱，走动得少，人情可能会逐渐淡薄。钱也是人与人之间联系的一种纽带。”
“也许吧。”杨凡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唯利是图。这样吧，你等我的消息。”
“那就谢谢杨团长了。”关世杰说：“如果实在不行，也不要勉为其难，以免误了杨团长的前途。”
“借你的话说，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自当尽力而为。办成了，你我是兄弟。办不成你我还是朋友。到时候，关少校不要埋怨我就行。”
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也讲究缘分，关世杰虽然没利用握手来探明杨凡的内心想法，但是关世杰坚信不疑地认为，杨凡是那种不轻易许诺，许诺就会奋不顾身去履行，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
男人的感觉，有时候也是非常灵验的。
杨凡最初想结识关世杰，一来是北平老乡，二来是军统局的少校组长。两个人之间或有帮衬。
还有，杨凡他们的警备司令部和军统局长沙站一直都有合作往来，道听途说，也知道一点关世杰的底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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