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零年秋天，张海飞和黄思瑶回到了惠东。这并不矛盾，很多龙岗本地的深圳人，老家都是惠州，只是祖上来得迟或者早而已。
张海妮因为弟弟的结婚，居然有一丝丝说不出的懊恼，弟弟和弟媳搬回惠东后，她也搬到深圳市区，自己租房子去了。
上屋围农场有一座三层小洋楼，就是在全国各地都能够看到的那种。它坐落在一条小溪旁边，周围是一千多亩的土地。
这时候的农村已经显得极为凋敝，年轻人基本都去了城市里。不远处的深圳号称是中国的先锋城市，惠州也很发达，而这个地方，却还是如此落后。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张海飞的父亲才在十年前，以极低的价格从村集体取得这片土地三十年的承包权。
黄思瑶在很小的时候，也是在乡下生活过的。因此，她一眼便接受了毫无生气的乡村，随它去吧。
从小洋房的窗户里，那些相当阴森的房间里，她倒是很少听见各种声音。但是气味是绝对少不了的。这里可以闻到粪肥的气味，可以闻到农药的味道，有时候还可以闻到远处飘来的海风腥味，夹杂着死鱼的味道。
行了，情况就是这样。这是命中注定，和其他的事物一样。它相当可怕，但为什么要反抗呢？你不能真正把它踢开，它还是在继续着。这便是生活，和其他一切一样！
在那云层低矮的夜空，一切都显得那么寂静，你抬头望天，还能看见繁星点点。起初，它们以一种恐怖的感觉纠缠住黄思瑶，她觉得自己与世隔绝，甚至生活在地狱中。尔后，她渐渐习惯了。
张海飞声称与深圳相比，他更喜欢惠东。这乡下地方有一种它自己特有的严酷意志。
而这里的雇工既有本地的，也有内地来这里务工的，内地来这里当新型农民的更多。黄思瑶想知道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无疑，他们是乐观的，但是同时也是盲目和没有头脑的。至少，这个时候的黄思瑶是这么想的。
只是在他们成群结队地里下工回家时，在他们那些深沉洪亮而含糊不清的各种方言里，在他们穿着沾满黄土的靴子，拖着脚步走在沥青路上发出的啪嗒啪嗒的声音中，有着某种可怕而略带神秘的东西。
当他们从深圳回到这个农场时，农场负责人并没有组织庆祝活动，也没有村长之类的来寒暄问候。
这农场和这个叫做西涌的村子没有任何来往，一点没有。村里人见了他们，既不微笑，也不准备与他们寒暄几句。
农场雇工们只是睁大眼睛瞧着。偶尔路过的商人见了黄思瑶像熟人一样挥挥手，而对张海飞，他们则难堪地点点头，仅此而已。
起初，黄思瑶对于村庄里这种绵绵细雨般的隔阂觉得很痛苦。但后来她使自己变得冷酷起来，这成了一种强身剂，成为了刺猬的尖刺。
并不是因为她和张海飞不受欢迎，而是因为他们和农场雇工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
从理论上讲，农场雇工也好，村里人也好，对张海飞和黄思瑶终究是同情的。但是实际情况是——我不需要你来同情。
当然，你千万不要认为你比我地位高贵，需要你来同情我，我也不需要你的同情。
“即使你是这里的主人也罢，我们认为我们和你一样棒！”农场雇工就是这样的态度，你是我的老板，我有些畏惧你，但是我过得可不比差。
黄思瑶一开始对这样的态度感到十分沮丧和不安。当她主动向雇工的妻子们打招呼的时候，她们那种好奇的、猜疑的、虚伪的亲热是不能忍受的。
张海飞不管他们，黄思瑶也学着这样做。她经过村里时目不斜视，村里人盯着她看，好像她是一个会走路的蜡像。
张海飞要和他们处理事情的时候，态度相当正经和傲慢，人们无法再有友好的表示。他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没有一丝与人妥协的意思。他既不被人们喜欢，也不被人们厌恶，他只是万事万物的一部分，就像农场和西涌村本身一样。
但是现在成了半身残废，张海飞真的很羞怯和敏感。他除了自己的贴身保姆外，不愿见任何人。
因为他总得坐在轮椅中。虽然如此，他还是一如既往，他还是会去香港买最贵的衣服，把自己打扮得很讲究。从上身看，他和从前一样潇洒动人。他从来就不是那种娘娘腔的现代青年：他红润的脸色和宽厚的肩膀，甚至有点像健壮的农夫。但他那宁静而犹豫的嗓音，他那既勇敢又畏惧、既果断又疑惑的眼神，却揭示了他的天性。他的态度往往很傲慢，令人不快，可同时又很谦和、自卑，几乎很胆怯。
黄思瑶和他以一种相互保持距离的方式互相依恋着。他因为终身残废的巨大打击给了自己太大的伤害，而不能做到自然和轻快。他是个负伤的人，因此黄思瑶热情地怜爱着他。
然而黄思瑶总觉得他在现实中和人们接触太少了。雇工们在某种意义上是他自己的人；但他更多地把他们当成工具，而非人；更多地把他们当作农场的一部分，而非生活的一部分。他有点害怕他们，他不能忍受让他们看自己残废的样子。而雇工们那种粗鄙的生活方式又让他产生优越感。
张海飞远远地对他们发生着兴趣，但是犹如一个人朝显微镜或望远镜里看一样。
他除了工作事物与农场有着有限的接触，以及为维护亲属关系而同姐姐张海妮有接触外，实际上他不接触任何人。除此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