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际舆论开始不利于日本，日本政府也深感到广泛宣传日本大陆政策的必要性。在这种形势下，作为舆论工具，媒体的作用日益受到政府、军部的重视。为了实现既定国策，政府、军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媒体的言论控制。
战争期间对舆论的控制或者是管制本是无可厚非的行为，战争时期实施新闻检查，是国际惯例，目的在于防止虚假消息动摇人心，同时也防止重要政治和军事信息外泄以资敌。这样的事情再是接各个国家都在进行，包括中国也一样。
1932年11 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又公布了《宣传品审查标准》，同时期还出台了大量以审查新闻舆论为目的的法令、法规，这些法规的不断出台与完善，使得国民党政权的新闻检查达到了密如天网的地步。
1930年12月，国民党制订的《出版法》对于出版限制主要是申请登记和出版品内容的限制。从法律学的角度看，它属于注册登记制。随后，国民政府公布了《图书杂志审查办法》，规定一切图书、杂志应于付印前将稿本送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审查委员会有权删改稿本，删掉的地方不许留下空白。1935年7月15日，国民政府立法院颁布了《修正出版法》，规定报刊应于“首次发行前，填具登记申请书，呈由发行所所在地之地方主管官署核准后，始得发行。”这两个法规，实际上将由原《出版法》规定的注册登记制改成了干涉舆论自由的审查批准制。
但是，这并不等于从根本上实施言论限制，更没有像日本那样严厉的舆论压制。日本政府和军部为了保证政府宣传一致舆论一致的目的。采取的一系列媒体法西斯化的措施，最主要的有4步。首先是大规模的思想和人员整肃，从1932年起，日本政府对各种出版物（包括报刊）实行了空前严厉的检查和取缔。仅当年就有5000起，而平常年这类事件一般为几十起。
其中真正直言反对战争的极少，主要是禁止那些可能不利于军部直接统制的新闻报道和言论。1932—1933年，日本政府逮捕文化人多达3.4万人。仅1932年10月30日一天就抓了1400多人。军部对已经相当支持战争的媒体仍旧不放心，要求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国策”与“国论”必须完全一致，国论与国策保持距离也不被允许。陆军省的新闻负责人本间雅春发表谈话：“国策与国论毫不相干的时期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近年来，舆论虽然不断增长着可贵的力量。但还没有像日中事变这样发挥过威力。一旦我们的报道机关阐明正义观念、统一国内舆论、指出前进方向，使国民紧密团结、燃烧起火一般的爱国热情，即使以整个世界为敌也毫不畏惧。那就是为国家立了大功。无论谁在它面前都不能不脱帽致敬。”这基本反映了军部以后进一步箝制媒介的立场和出发点。
第二步是启动“国体明征运动”和精神统制，为了使舆论进一步法西斯化，日本政府1935年发起“国体明征运动”，“明征”即“明确”之意，目的是彻底消除明治维新时期传入的自由民主思想，完全回归到神权天皇制绝对主义的“国权论”。
在这一运动下，教育和国民教化再次被“刷新”。反对偏重智育，禁止高级享乐，电影中只有行军、射击、高呼万岁的镜头，连一些一向被看作是吹捧天皇制的书籍，也由于军方极端派认为不够彻底，以破坏国体观念、提倡多元化、主张思想自由等罪名，将当事的教授们赶出大学。
接着，1938年发动“国家总动员运动”，全面实行经济统制、国民统制和精神统制。政党被完全禁止，议员不属于政党，而被纳入“大政翼赞会”会议局领导。该会对所有的施政演说、军事战况报告、致出征将士的感谢决议和答前线电，都以热烈掌声通过。原有的各种社会团体解散，按职业、年龄、性别分别被纳入官方直接控制的全国性单一社团，如大日本言论报国会、大日本青少年团、大日本妇人会、日本文学报国会、大日本产业报国会等等。高压政策还蔓延到宗教，许多宗教，包括基督教受到迫害，数千人被捕。在这种精神统制下，对新闻传播施以进一步的控制，更是无以复加。
其次是国家直接管制广播业，日本1925年3—6月间分别成立了民间社团法人的东京、大阪和名古屋广播电台。然而在第二年，政府就发出指示将三家广播电台合并为由政府直接控制的垄断广播业的“日本广播协会”。政府对所有消息和演讲，以及讲演人选都进行严格审查。
“九.一八事变”中，广播煽动战争的作用远比报纸广泛，极大地刺激了收音机销售。1934年，为强化对广播的控制，进行了一次广播协会的改组，邮政省的无线电科、内务省保警局和文教省社会教育局负责人均参加进来，现役军人主持的煽动战争和进行法西斯教育的节目越来越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广播中越来越多的是首相、军界和其他官界首脑的鼓动演讲，以及经过特别甄别的御用民间知名人士的讲话，主题均为“作为大东亚指导者的日本”、“美国侵略东亚史”等等。
最后是日本政府制定了苛刻的言论法规，控制民众言论。早在政府扩充、完善言论控制机构之前，已经开始陆续制定管理言论的法规。作为报纸的基本法规，已有1909年5月6日公布的新闻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