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在欧洲蠢蠢欲动，而日本人也在亚洲着急着想要刷刷存在感。看到陈锋所部忙于同苏联作战，再加上这段时间陈锋刻意诱导，中国国内的诸多报纸杂志在报道陈锋所部与苏联之间的战争时虽然大唱赞歌。
但是却毫不忌讳地报道了第八战区历次战役的“损失”，一向观察细微的日本人稍稍一统计，惊讶地发现，在这半个多月的战争中，陈锋所部至少损失了15万左右的兵力，几乎与苏联人达到了1:1.5.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日本人那叫一个欣喜若狂。日军大本营一致认为，陈锋所部现在已经陷入了蒙古战争的泥潭，暂时无法脱身，这正是大日本帝国一雪前耻的最好机会。为了不影响陈锋所部以及苏联这两个劲敌的兴趣，日本人并不打算在北方动手，他们将战场放在了华中。
其实很长时间以来日军大本营都很纠结，自从他们侵占广州、武汉后，由于战线过长，兵力不足；人力、物力消耗巨大，财政经济陷入困境 ；日本国内反战厌战情绪开始滋长，统治阶级内部因“速战速决”战略的破产和对外政策的分歧而争吵不休；更由于中国人民坚持抗战，使其称霸世界的战略受到极大影响，处处呈现被动的局面。
他们想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尤其是当德国在欧洲纵横捭阖的时候，日本人也向坐一趟顺风车。看到东南亚那么多的无主之地。日本人心动了。但是想要南下收取那些熟透了的果实，中国战场必须安稳，中国人绝对不能跳出来捣乱，不然大日本帝国可就麻烦了，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侵略者被迫调整其侵华方针。
为了适应南下战略。日军在军事战略上做了相应调整。第一。放弃速战速决战略，准备长期作战。第二，明确规定军事行动要服务于政略和谋略工作。
第三，为减少消耗而限制战争规模和强度。在作战范围上，“如无重大必要不企图扩大占领地区”，“力戒扩大缺乏准备的战线”；在兵力上“为准备今后国际形势的转变，要在各方面减少驻屯兵力及兵力的消耗”；在作战形式上“进行小接触”。只是在“敌人集中兵力来攻击时，及时予以反击，消耗其战斗力”。第四，把军事打击的重心移向对付其后方的抗日游击战。
经日军大本营商讨决定，立即着手调整对国民政府的打击战略。其总体构想是：确保和稳定占领区，使之成为“大东亚战争”的总兵站基地，对国民政府继续施加军事压力。削弱其抗战力量。并以政略和谋略相结合，摧毁其继续抗战的企图，然后利用“大东亚战争”的成果，促使国民政府屈服，实现侵略意图。
为打击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消灭中国第9战区部队的主力。日军中国派遣军第十一军集中第6、第33、第101、第106师团及3个旅团约10万兵力，在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下。采取奔袭攻击的方针，发动了“湘赣会战”，进攻长沙，长沙会战爆发。
为打破日军战略企图，中国第9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指挥16个军30多个师约40万人的兵力，采取逐次抵抗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在长沙附近消灭进攻的日军。
1940年6月14日，日军第106师团由赣北奉新向会埠的中国守军第19集团军第60军发起进攻；以第101师团一部向高安中国军队第32军与第58军进行牵制性攻击。
中国守军未抵抗住日军的进攻，阵地被突破，第60军和第58军分别向宜丰、凌江口等地转移；第32军转移至锦江右岸之灰埠、袁浦之线。
18日，日军攻占上富、村前街、斜桥等，并向高安猛攻。
19日， 守军经激战后放弃高安，退守石鼓岭和石脑圩西南高地，阻日军西犯。21日，第32军向高安反攻，与日军展开激烈争夺战；22日，克复高安、高城，进占马形山、赵家山之线。第74军进占斜桥、南山何。日军第101师团由高安向东北方向及五桥何退却。第106师团主力由奉新向西进犯，突破守军第183师和第15师阵地，24日，占领横街、甘坊，并继续西进。25日，中国军队调集几个师兵力向甘坊一带之日军反击，与其展开激战。
与此同时，日军主力第6师团及奈良支队强渡新墙河，向新墙河北岸守军第15集团军第52军发起进攻。守军顽强抵抗5昼夜，于22日晚，被迫退至河南岸。
23日拂晓，日军在猛烈炮火支援下，强渡新墙河南进；上村支队在汨罗江口附近营田登陆，对第15集团军形成夹击之势；第33师团由麦市南下，企图消灭湘北中国军队。第15集团军依据新墙河、汨罗江阵地抗击日军，予日军以重创后，于24日撤至汨罗江南岸。
在长沙会战进行的如火如荼之时，日本国内就不久前实施的新政策进行了总结，并且就南下作战首次进行了秘密讨论。
事实上，日本所谓的新政策不过是急转直下的欧洲战局的产物。当时不只是大本营，整个日本朝野所关心的都是德国何时在英国本土登陆的问题。假如由于德国在英国本土登陆而使事态发展到大英帝国崩溃的地步，世界的政治和经济领域必将发生巨大的变化，日本自然也不能袖手旁观。
这正是一举解决南方问题的大好时机，大本营方面在新政策方针中特别强调，大日本帝国完成各项准备工作的时间应以1940年8月末为目标，就是暗示了大本营陆海军部的这种打算。
日军大本营陆海军部认为，即令德国不在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