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年的战乱，对上海没造成太大影响，一副歌舞升平的景象，只是币制非常混乱，大洋、法币、日元、军票，汪伪政府的中储卷、美元、英镑等货币都能在世面上看到。
宋春茂还曾经试着用苏联卢布在百乐门餐厅结过帐，收银员面对陌生的钞票，脸上露出为难的神色，过了片刻，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被请了过来，他拿起那一沓面值100卢布的钞票仔细看了看，便毫不犹豫的把钱收下了。宋春茂也才知道，这些花花绿绿的钞票竟然如此值钱，100卢布价值顶的上200美元，或者是100个现大洋。
这个意外的发现，让铁观音他们大喜过望，上海滩就是销金窟，笑贫不笑娼，百乐门一个陪舞的小姐，每个月的收入都在6000大洋左右，相当于一个中等农民100多年的收入。在这里纸醉金迷，一掷千金的故事每时每刻都在上演。
铁观音等人住进百乐门旅馆，六个房间每天都要花费将近2000大洋，铁观音此次闯上海滩虽然带了不少钱，但这样流水般花费，没几天就囊中羞涩，旅馆的老板暂时还没有把他们扫地出门，但乡巴佬，土包子之类的混账话每天都挂在嘴边。
银元虽然坚挺，但携带极不方便，宋春茂的意外成功，让铁观音顿时有了柳暗花明的感觉。日本人和美国人，英国人激战正酣，如果拿大笔的英镑或者美元来消费，可能召来不必要的麻烦，日元和法币贬值的厉害，老百姓手中只要有这两种货币，马上想办法花出去，面值20元的法币，民国25年时可以买到一头牛，几年后这些钱连一盒火柴都买不到。
日元的情况也差不多，1936年，100日元可兑换29美元，但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00日元只能兑换两美元了。而苏联一直没有对日本宣战，所以苏联卢布在日占区被广泛接受也就顺理成章了。
囊中羞涩，捉襟见肘的铁观音突然变得豪爽起来，直接拿出200万卢布压到柜上，这些钱足够他们在上海无忧无虑的生活三年，旅馆的老板也像变了一个人，每天鞍前马后的伺候着，直到这个时候铁观音他们才知道，原来旅馆老板的国语非常流利，拗口的上海话只是说给穷人听的。
石英要找的舰艇设计师钟历文一直被日本软禁在虹口，日本人在上海没有租界，但他们通过种种卑劣的手段，逐渐把虹口变成日本人的聚集地，本质上和租界没什么区别。
当时虹口的繁华地带被称作“小东京”，日本人在这里的影响力可见一斑。20多万日本人在这一带经商，他们说日本语、住日式房屋、吃日本菜、看日本电影、生病时上日本人的诊所，遵照日本人的习俗，与生活在日本国内的人没什么区别。
虹口地区有日本人的宪兵警察，有自己的道场，和无数每天无所事事、惹是生非的浪人，石英要想混进虹口区，把钟历文从日本人手中营救出来，谈何容易。而铁观音要找杀害商云春的凶手报仇，只知道他名字叫汪季新，是个大汉奸，关于汪季新的其他消息一无所知。
当时上海人口有200多万，要在其中寻找两个人，无异于大海捞针。石英为此一筹莫展，每天躲在自己的房间里长吁短叹，而铁观音仿佛忘了此行的目的，刚刚安顿下来，就开始了一连串让人看不懂得行动。
在当时的上海，那些富家的太太小姐，如果有一辆专职的黄包车，就已经非常奢侈了，而出租车收费十分昂贵，如按时间计价，每小时需4.5元。车费之外，顾客还要付司机小费，一般中国人根本消费不起。
“祥生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是上海最大的出租车公司，老板周祥生头脑灵活，上流社会流行电话叫车，他便不惜花费重金，从电话公司弄到了“40000”这个号码，随即为公司打出了“四万万同胞，拨四万号电话”的广告，一时间，“四万号电话”风靡上海滩，但绝大多数人都是只知电话号码，真正拨打过的也没有多少。
候七从《申报》上看到“祥生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广告，便撺掇铁观音包几辆出租车，那绝对是身份的象征，别说当地的瘪三儿，就是横行霸道的日本浪人，看到出租车都会远远的避开，能租的起车的人非富即贵，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不敢惹也惹不起。“
祥生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有200辆雪佛兰汽车，平时生意就很不错，订车的电话铃声响个不停，但刚接到一个来自百乐门旅馆的电话，商议包车的业务。五辆车包上一个月，这可是笔不多见的大买卖，总经理周三元（周祥生的弟弟）亲自出马，驱车来见铁观音。
和周三元谈判，候七自己就能胜任，一个小时后，周三元兴高采烈的从百乐门柜台支走了一万元订金，第二天一早，五辆雪佛兰轿车早早的等候在百乐门旅店的门口。穿着考究的出租车司机，无一不是年轻精神彬彬有礼，头发亮得人。
前呼后拥的铁观音下了楼，司机殷勤的把车门打开，每辆车三个人，铁观音坐进停靠在最前面的出租车中，车里的法国香水味，把她熏得直皱眉头。
司机手上戴着雪白的手套，铁观音的反应没逃过司机的眼睛，他白了铁观音一眼，脸上露出轻蔑之色。铁观音勃然大怒，飞起一脚踹开车门，跳下车对候七吼道：“七姐，把这个狗眼看人低的家伙给我换掉”。
还没等候七下车，那个出租车司机早就跪在铁观音面前，声泪俱下，苦苦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