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湖北的土地问题，朱慈烺已经有了决断，不需要听取黄宗羲和纪坤的意见。不过整个湖广地域广阔，情况复杂，还有赶蛮拓业的后遗症，一刀切是不行的。所以他才把比较有想法纪坤和黄宗羲召来武汉，想听听他们的意见。
“臣以为万事都要讲大义，定名分，堂堂正正，如此才能通顺兴旺，上下和谐，中外欢悦。本朝所失者，就是重大义而轻名分，有封而无建，因而上有天子，下无封君，无封君则无封臣，则卫所之封，名不正，实则烂......”
正在讲大义名分的人是纪坤！他是讼棍加酷吏的人设，自然重视法度。同时他又是军籍出身，祖上也是跟随朱元璋打天下的功臣，给封在了扬州卫。
在他看来，朱元璋搞得卫所制其实就是个半封建半官僚！而半封建半官僚就是卫所制的败笔。
如果是完全版的封建......那就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卫，既不需要，也控制不了，世界上也不存在没有君主直辖领地的封建。
所谓封建，其实就是管得了的地方直营，管不住的地方发包。
以明朝的情况，最多在国土周边地区封上几十个藩镇，或以诸王镇守，或以功臣为君。余下的地方，还是得由官僚政府直接管理了。
这样外藩内官，互相牵制，保持压力，也容易保持活力。
另外，封在边境上的外藩如果没有造反的实力，就只能往外发展，去折腾蛮夷鞑虏了。
当然，内官外藩玩砸了也是有可能的！大明立国之初的九塞藩王就有点内官外藩的雏形。不过九塞王的体制也是半封建半官僚，没有堂堂正正的法度可以约束上下，各种变扭就不断了。
如果是完全版的官僚统治，那就和赵宋差不多了......
“以臣之愚见，国家大事，就应该有名有实，堂堂正正。藩镇者藩镇之，官府者官府之，公田者公田之，私属者私属之。”
纪坤接着说道：“如今东南之名实稍正，因而为政比之以往大为通达，百姓稍安，朝廷所入也增加不少，可以勉强维持二三十万之新军。然而湖广、巴蜀、山东、云贵之地，名难符实之事重多。譬如实为藩镇，但名为巡抚、总督、团练大臣者有之；实为封臣，名为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者亦有之；名为军屯官田，实为封臣私邑者更有之。
朝廷如欲长治大安，就应该先正名分，再固根本，以强干御强枝！”
他的话似乎有点离题了，不过明朝土地问题的根源，其实就封建体系的混乱！
“如何正名实呢？”朱慈烺问。
纪坤道：“可官府者官府之，可官田者官田之。”
他的意思能拿在手里的，那就别客气了......朱太子的为人谁不知道？但是拿不了的，也没办法啊！
大明现在只是在东南稍安，要收拾的对手还多的很，怎么可能在湖广这里和一帮赶蛮拓业历练出来的土军头打烂仗？
湖广的平原地带当然好搞，但是湖广西部、南部还有大片的山地，原始森林那是接地连天的，真要扫平没有十年八年就别想了。
纪坤又道：“不可官府者，当行封建，立法度，君君臣臣，各尽其责。”
如果说人话，这番话的意思就是没有办法直辖的，也不能放任，而要堂堂正正的封建。只有这样才能制定法度，让封君封臣们各自尽职，为朝廷出人出力。
别以为封建主一定会反抗中央，在历史上的大明末世之中为朝廷辛辛苦苦打了那么多年的秦良玉老太太不就是个封建主嘛！她是石柱土司的“老太后”啊，她的白杆兵就是土司家兵。论起功劳苦劳，京营都比不过他们。
朱慈烺不置可否，又将目光投向了黄宗羲。黄宗羲也当了年余的“酷吏”，整个人看上去都有点阴沉了。
“太子殿下，”黄宗羲沉吟着道，“您到底想将湖北之田当成官田还是民田？”
朱慈烺看着黄宗羲，“黄卿以为呢？”
黄宗羲道：“计口所均之田理应是官田。均田是为了抑兼并，弥贫富，所以应该是官田，不许私自转卖转租......但是如今朝廷的官田军田却不为抑兼并、弥贫富而设，不仅允许转租，而且还会因为佃户欠租而驱田，并且所收之官租甚多。如此官田之法，真的可以在湖北施行吗？”
朱慈烺不是开国雄主，所以他不能走“重启循环”的路，而只能憋憋屈屈的试图带着一亿几千万离乱之民，去摸索一条走出治乱循环的出路。
所以他不和李自成、多尔衮一样计口均田——计口均田的实质就是重启治乱循环，前提则是人口因为“乱”而大幅减少，人地矛盾得到充分缓解。
一个老百姓你给分个十亩八亩的好田，自然是安居乐业了。而且在人口膨胀到一定数目之前，兼并土地的利益也不大——封建官僚兼并土地是为了收租，人多地少租金才高啊！没有人你租给谁去？
同时，当土地足够宽裕的时候，农民也不容易种地种亏了本，小农经济也就容易维持了。
但是当湖北回到大明东南这个人多地少的总盘子当中后，计口均田的成果怎么维持？如果把湖北那几个府的土地都归入军屯司，那么不仅租子高了，而且还有驱佃的问题。那些湖北农民能满意？他们可都是从李自成那里分到田的，以后他们还不得日日夜夜思闯王啊！
可如果不收那么多租子也不驱佃......那么别处租了公田的农民就该叫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