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斌把筹备餐厅的事一股脑儿都扔给徐光明去负责，自己在家里呆了一天第二天又去学校了。新学期刚开学，课业还不是很紧张，不过他年初跟随薛老去了一趟苏南，回来之后决定写点东西。
那些比较具体的、比较学术上的东西，周晓斌自认为和研究所的专家们差距很大，但他也有自己的优点，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前世的那些专家们做过各种总结，周晓斌对此也是多多少少有些认识，这些放在现在无疑是最为弥足珍贵的。
这也正是之前几次周晓斌的观点虽然粗糙稚嫩却往往能给给人眼前一亮的原因，以终为始，自然能事半功倍，毕竟他可是带着三十年后的先进思想来的。
这些天来，周晓斌一直在琢磨着写点什么东西，但又不知道怎么下笔。以他三十年后的思想看来，现在社会上许多东西都是被历史证明已经过时的，阻碍了社会进步的，但这些在现在的社会大气候下依旧是大家所共识的主流观点，也由此可见改革有多么困难。
想来想去，周晓斌还是决定从最基本的理论入手，其实以他前世理科生的身份来写理论看起来可能会笑掉大牙，但周晓斌觉得这恰恰是现在的他最拿得出手的。
因为从初中、高中、大学甚至到研究生，政治课都是必修的，至于政治课上什么，无外乎马哲、毛概、邓论和三个代表，而邓小平理论恰恰是现在中国最需要的。
以前*在世的时候，他的光辉思想带领全国人民战无不胜。有首歌不是这么唱的吗：大海航行靠舵手！而他老人家就是中国这首巨人的舵手。
*去世以后，虽然全国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决果断的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但大家依旧陷入到了一种失去前进方向的集体迷茫中，这才有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虽然后来有了“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但其实到十三大以前。党内相关的争论一直此起彼伏，这也是整个八十年代前半段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履步维艰的根本原因。
大家都认为从五六年完成“三大改造”之后我们就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制度自然应该比资本主义优越，市场经济那是资本主义才有的东西，我们进行改革就是倒退，就是放弃社会主义。
这些争论一直到党的十三大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概念的确立。才逐渐平息下来。我们的确进入了社会主义，但并未进入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只是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国家的生产力依旧比较落后，所以在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前提下。可以允许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这其中也包括了个体经济、私有经济和外资。
“……
从1956年完成公私合营与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之后，我国就已经基本进入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必将继续沿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富强民主新中国的伟大道路上大踏步前进。
但我们不容忽视的是，我们正处于也必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何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必须经历的初级阶段，而是特指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完善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
在我国这样一个由农业人口占多数，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较大比重。文盲和半文盲占绝大多数，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极不平衡的国家，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正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形成鲜明矛盾。我们只有通过积极的探索与改革，自强不息，锐意进取，努力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
这篇《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经反复修改了好几遍，还是和上次那篇《也谈实事求是。贫穷落后不是社会主义》一样，周晓斌依旧决定以不署名的方式偷偷寄到光明日报。上次的那篇文章。周晓斌也是后来在爷爷的内参中才读到的，当时还欣喜了好一阵子。也正是那篇文章让他对自己的文笔有了更多的自信。
不过他依旧觉得不能暴露自己，也许署上自己的大名可能会给他带来巨大的政治荣誉，但他的层次太低了，还无法参与到那么高层次的博弈当中，他的生死存亡可能仅仅是因为某位领导人一句赞扬或者批评而发生改变。
所以，周晓斌觉得自己实在是伤不起啊，反正也没想过今后要当官，不需要去捞那些看起来虚无缥缈的政治资本，要是真的因为自己的文章而使这个伟大国家在未来坎坷的改革征程中少走一些弯路，他即使是默默地站在一旁也能感到无比的幸福。
回学校的路上，周晓斌骑着他那辆被同学们擦得锃亮的自行车绕道一个不起眼的邮箱前把装好稿子的信封塞了进去，然后若无其事的继续向学校进发。
周晓斌刚到二十六号楼下，还没来得及把自行车推进车棚，后背就猛地被人拍了一下：“大哥，你总算来了，兄弟等你等得好辛苦啊！”
周晓斌被吓了一跳，回头一看原来是王培年，后面不远处还站着刘振中，于是他狠狠地瞪了王培年一眼：“陪陪，你做人太不厚道了，我万一被你吓出心脏病来你负责的起吗！”
“陪陪”是周晓斌新给王培年取的绰号，他最近和人大一个女老乡打得火热，为了赢得芳心，又是陪逛校园又是陪看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