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中华民族从来就不缺急公好义、舍己为人的人。即使他们只是普通百姓，未必读过书，不见得能说出什么大道理来，但勤劳、善良、勇敢的民族基因，已经深深地植入骨髓。
这不，开封知府阎尔梅振臂一呼，至少上千百姓站了出来，愿意做没有薪水、干活在前吃饭在后的胥吏。用他们最朴素的话说：“你不干他不干，最后总得有人干吧，要不啥时候能吃上饭？俺要是不干，俺一家老小不也得饿着么？”
阎尔梅感动得热泪盈眶，也不再多说，立即进行下一步的工作：选拔胥吏。因为根本用不了那么多人，现在只需要二三百人就足够了。选拔的标准也很简单：男性，年龄在十五岁以上、五十岁以下，体格强健的优先，没成亲的优先，不是独子的优先，能识文断字的格外优先，其他一概不限。
很快，阎尔梅就从一千多人中挑出符合条件的三百名志愿者，其中只有三十人是识字的。这其中有穷秀才、穷童生，也有在店铺里学徒的伙计。但是那些有功名的，或是开店经商的老板、商人，则自恃身份一个也没来。
阎尔梅先把这三十人召到一起，先取出一本衙门里的账册，让众人仔细观看。账册上的字当然谁都认识，但是不少读书人虽然饱读圣贤之书，对生活中常用的账本却是一窍不通，根本看不懂。倒是有个在酒楼做帐房学徒的伙计对此熟悉得很，一条一条解释得清清楚楚。
阎尔梅便让这个伙计做了户房长吏，其他秀才、童生担任其他吏员，有不懂的还得向这个伙计请教。至于吏房长吏，则由一个四十多岁的老童生担任，他名叫董志坚，为人忠厚耿直，甚至有点迂腐，做事却极其认真。
接下来这个刚刚组建起来的知府衙门马上就开始了运作。吏房由董志坚牵头，首先把这三百新招募的胥吏一一登记在册，并做出具体分工。然后分在吏房的人找出祥符县的户籍簿，开始对全城人口进行梳理。
原来在这个时代，无论是市镇还是乡村，最基层的行政单位都是“县”。比如顺天府，虽然府衙就在京师，但是并不直接管理内外城的基层民政，而是分由大兴、宛平二县管理。开封亦是如此，开封城内有个祥符县，城内民政归祥符县管，开封府只负责开封各州县的“汇总管理”。
但是朱由检决意改变这种格局，简单地说就是取消“城中之县”，府要直接管城。看起来这只是一种人为的行政区划，似乎没什么意义，但实际上县衙管城，仍是把城当作乡村来治理，这是典型的农业社会治理方式。
而朱由检要改变时代命运，就必然要学习西方先进国家，摒弃小农经济，走工业化的道路。而工业化的前提就是城市化，否则哪来那么多的工人？所以朱由检特别重视已有的大城市的管理，首先就是要在行政上突出城市的地位。那么再用县来管理城市就不合时宜了，必须在行政上升格。具体到开封府，就是撤销祥符县的建制，原祥符县的所有行政功能全部直接划入开封府。
这当然是一项重大的改革，因循守旧的朝臣未必会轻易认同。不过朱由检决定先干起来，理由也很好找，就说地方官吏奇缺，暂无县令、县丞之类的人选，只能先紧着开封府来。等开封府的工作全面展开，形成既成事实以后，朝臣再聒噪也就没有用了。
剪断截说，吏房的人先找到各坊的坊长，坊长死亡的就找副坊长或是坊中的长者，统计每坊现有的人口情况。明朝实行里甲制度，每一百一十户编为一里，乡村称“里”，城市称“坊”。官府平时只和里正、坊长打交道，收税、摊役等具体事务一般都通过里正去做。这有点类似前世的街道办事处，不过里正仍属于民，里甲制度算是一种居民自律的组织。
通过这些坊长，吏房很快掌握了全城百姓在战争中的伤亡情况。与此同时，户房也忙着从大明军军营中接收从洛阳运来的第一批一万石粮食。开封城中有数万百姓，一万石粮食还不够吃一个月的，所以必须精打细算，每天严格按照定量送进粥厂。礼房平时负责兴学、科举、教化、礼仪、祭祀、节庆等事，现在暂时没有事做，也全都来吏房帮忙。
兵房则管理着衙役这支地方治安力量。阎尔梅招募的三百胥吏中，有将近一半都是衙役，他们个个年轻力壮、一腔热血，却没有什么文化。现在城中治安主要由大明军来维持，所以衙役们只需要做两件事：一是看管好府衙大牢，接收大明军抓起来的捣乱分子；二是维持粥厂附近的秩序。
刑房则是各房中人员最少、素质最高的，他们负责整理积压的卷宗，如发现有冤案、疑案，立即向知府禀报。并且开门接纳百姓递上来的案子，来者不拒。为了方便不识字的百姓告状，还专门拨出几人当讼师，免费为百姓写状纸。
工房现有人员也不多，主要负责两件事：一是协助大明军，迅速修复城内的重要建筑设施，如暂时用作皇帝行宫的周王府、知府衙门、城楼、城墙等；二是统计民间建筑的损失情况，并一一登记在册。
总而言之，六房数百名新招募的胥吏很快就投入工作之中，热情高涨，忙而不乱。如有难以解决的问题，则由知府阎尔梅协调处理。很快，府衙门口的粥厂就支锅下米，老百姓由本坊的坊长领着，依次入场吃粥，崭新的开封府开始运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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