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什么改革，从根本上说都是调整旧有的责权、利益划分，而这就涉及到具体的人，所以改革首先就是“改人”。对朱由检来说，现在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他需要马上任命新的河南省和开封府地方官员。
登基以后，朱由检曾经在“日讲”中向那些学识渊博的大臣非常详细地了解过本朝地方行政制度。明代的地方行政区划分为sān_jí，分别是省、府（州）、县。其中“省”是沿袭元代的“行省”制度而来，正式的名字是“承宣布政使司”，但习惯上还是称为“省”。全国包括二京十三使司，河南便是其中的一省。
按照洪武年间定下的“祖制”，省一级的最高行政长官叫“布政使”，俗称“藩台”，拥有承宣政令、管理属官、掌控财赋的权力，原来是正二品大员。与之并列的还有掌管一省刑讼的最高长官“按察使”，俗称“臬台”，也曾是正二品文官。再加上省级卫所机构“都司”的最高军事长官“都指挥使”，合称“三司”，分掌一省的行政、司法、军事大权，避免了权力过分集中，最起码在创立制度之时，起到过积极作用。
可是当承平日久，地方政府机构难免滋生*，效率低下，人浮于事，甚至发生动荡，影响整个帝国的安全。在此种情况下，朝廷不得不从中央派一名官员过去，处理一些“三司”互相扯皮久拖不决，或是以他们的能力根本解决不了的事，这个官员的官职就叫“巡抚”。
初时巡抚只是临时派遣，问题解决以后仍回朝廷，官品也不一定比布政使、按察使。后来地方问题越来越多，尤其是军事、防务上越来越吃紧，巡抚就逐渐从临时变成定例，最终成为一省的军政司法最高长官。相应地，巡抚的官品一般为正二品，而布政使和按察使的官品下调为正三品，成为巡抚的属官。
按照朱由检的理解，如果拿前世的官员名目往这里套的话，巡抚就大致相当于省委书记，布政使相当于省长，按察使相当于省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都指挥使相当于军分区司令。一个巡抚管着这么多部门，权力是相当大了。而实际还不至于此，就拿河南巡抚来说，官职的全称是“巡抚河南等处地方 提督军务粮饷 兼理河道屯田 兼兵部右侍郎 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光是念出来已经很吓人了。
然而不管是巡抚、布政使、按察使还是都指挥使，都是高高在上的官老爷。真正与普通老百姓打交道的，还是府县官员，尤其是县官。这一点朱由检在泾阳县就知道了，明代县级官府的特点是有官有吏，官少吏多；名义上官大于吏，实际上吏“绑架”官。
具体地说，一个县的“朝廷命官”只有五位：知县，正七品；县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典史，未如流；教谕，未如流。
但是很显然一个县只靠五个人治理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官下面还有吏，也就是衙门里的其他人员。按照设计这个制度时最初的构想，吏也属于民，不在朝廷的官员编制之中，不发薪水，给衙门干活就相当于是服徭役了。
但是由于吏直接与百姓接触，朝廷的各种政令法度，都得经他们的手来实施，而且都是由本地人担任，往往还父子相传；而知县则是几年一换，往往对全县的情况还没摸透，就已经调走了。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吏掌握了一个县的真正权力，而知县则只是被供起来的“大老爷”而已。到最后除了知县以外，县丞、主簿等低级官员也逐渐“吏”化，他们往往与地方富户勾结在一起鱼肉百姓，干着各种欺上瞒下、伤天害理、臭不可闻的事，朝廷还被蒙在鼓里。
朱由检真正要改革的，正是县衙这个最基层的官府。但是，他却不得不自上而下改起，先任命河南巡抚、布政使、按察使这些省级官员。按照规矩，省一级的地方官员是由内阁推荐的，这次也不例外，内阁向皇帝推举了三个人，分别是范景文、玄默和王家祯。
朱由检仔细研究了这三个人的履历。他们原来的官职分别是太常寺少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和户部右侍郎，均为正三品文官。内阁推荐王家祯任河南巡抚，范景文任河南布政使，玄默任河南按察使，理由是三人品级相同，而王家祯入仕最早，范景文次之，玄默又次之，说白了就是论资排辈。
再深入研究，朱由检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三人都不是东林系官员。稍微一想他就明白了：东林党认为京官比地方官员更容易左右朝政，言官比实官更有话语权。而且河南又刚经历过兵灾，此时上任肯定得面临一个烂摊子，不但短期内出不了政绩，搞不好还会捅娄子，严重影响仕途，所以只推荐非东林系的官员，借此排除异己，手段不可谓不“高明”。
不过这反倒让朱由检来了兴趣，想看看这三个人是为什么不招东林党待见的。这一看不要紧，朱由检喜出望外：他们正是自己想用的人！
先说王家祯，他曾经出任过甘肃巡抚，地方从政经验丰富。其时毗邻甘肃的青海蒙古部落松山部酋长银定、歹成屡屡犯边，当地边军畏敌如虎，王家祯一介书生，却能提刀上马身先士卒，并设计三胜银、歹，斩首五百余级，极有胆略。
再说玄默，性情耿直，铁面无私。初授推官，后官至吏科给事中，审案无数，参劾官员亦能明察其过。
最让朱由检看重的是范景文。他也是以推官开始仕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