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休息,停止吃辣椒,并服用一种名叫“大健凰”的消炎药片。当时,在缺医少药的敌后,这就是最好的药了。

服药、停吃辣椒,罗荣桓都做到了,只是卧床休息却难以照办。他的工作太多了,要出席甲子山战斗的总结会。他安慰大家说:“我的病不要紧,只是腰有些疼,过两三天就会好的。”可是,两三天过去了,罗荣桓仍然天天尿血,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人那能经得住这样折腾,没过多长时间,罗荣桓的眼窝就凹陷下去了,脸色焦黄、身体也消瘦了许多。但罗荣桓每天照样批阅文电,凡是需要他参加的会议,他总是坚持参加。在行军转移时,罗荣桓体力不支,不得不听从人们的劝告,上了担架。

共产党领导人生病后的专用运输工具,罗荣桓也用上了。

有一天,他与抬担架的战士们拉起家常,抬担架的是从“老六团”(即686团)来的,有的还当过红军战士,他马上挣扎着起来,非要从担架上下来不可。他对大家说:“你们都是部队的骨干,可以以一当十,你们几个人就等于一个连的战斗力,你们赶快回去参加战斗,我还是骑马。”于是,他强撑着骑上马,坚持到达了目的地。

罗荣桓的病情越来越重,在那种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他不得不想到最坏结果。1943年1月间,他抱病写成了《坚持我们的边沿游击区》一文。文章开头就写道:

“接近胜利的难关,拂晓前的黑暗,是要我们用最大努力才能渡过和克服的。”

这段话,既是对广大抗日干部和八路军指战员的激励,也是他的自勉。他打算忍受病痛,尽力坚持下去。

根据罗荣桓的身体状况,朱瑞、陈光和肖华等人商量后,决定向中央报告。

就在这时,中央有关罗荣桓的任命也下来了。

罗荣桓担心自己不能胜任,于是就在3月11日致电中央,要求准许他休养半年。

毛泽东的决心已下,并考虑到如再调整,对工作不利。12日,毛泽东和朱德迅速复电:

“你的病如果还不是很严重,暂时很难休息。”

从复电可以看出中央和毛泽东对罗荣桓的信任,罗荣桓不但要干,而且还要干好。

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的关系的决定》精神,决定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成立新的山东军区,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15师政委兼代师长。这一任命,使罗荣桓成为山东共产党抗日武装的领导核心。

罗荣桓集山东八路军军政于一身,权威有了,责任也更重了。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在敌后斗争的主要内容就是军事斗争。中央调整山东军事领导的主要用意,就是要改变山东共产党军事斗争的局面。

实践是检验一个人的试金石。罗荣桓在山东4年多来的工作,充分证明了他贯彻执行中共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定性,也充分表现了他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善于团结干部的优良作风。罗荣桓的工作得到了中央军委的肯定,特别是毛泽东的肯定,也得到了八路军总部彭德怀的认可。正因为如此,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几经考虑后,才决定在山东的军事指挥上,委罗荣桓以统一领导的重任。

对于罗荣桓的为人,他的老搭档陈光最有发言权。山东军事领导班子调整后,陈光奉命赴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临行前,他诚恳、坦率地对身边工作的战友们说:“几年来的实践证明,罗荣桓同志是正确的,希望你们今后在他的领导下,搞好团结,好好工作。”

中央的决定已不可能再更改了,罗荣桓自然也就不再提休养的事。他忍受着病痛,挑起了领导山东共产党抗日武装的重任。

陈光走了

山东的统一领导问题解决后,为了便于罗荣桓开展工作,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山东分局部分人员的工作进行了调整,决定调陈光和朱瑞到延安党校学习。

1943年3月,遵照党中央的决定,陈光调离115师,到延安学习并参加党的七大。这样陈光就离开了他工作了15个年头的老部队,离开了与他共事多年的老战友。

在115师,与陈光共事最长的人当然是罗荣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他们已经在一起工作了5年。罗荣桓对这位并肩战斗的老战友,有着深厚的友谊。他很了解陈光,认为陈光作战勇敢,指挥果断,治军严格,性格直爽。陈光也有自己的缺点,比如也有骄傲、急躁、固执等毛病。在工作中,罗荣桓很尊重陈光,特别是在作战指挥上,总是支持陈光的正确决定。对陈光的缺点,他也常作诚恳的交谈,善意地提出批评。陈光要调走,罗荣桓依依不舍。他们二人虽然也有过分歧,但更多的是多年结下的友谊。

由于当时处在极为艰苦的战争环境中,陈光调延安学习和参加党的七大的事还是严格保密的,因此,不能组织欢送活动。但对陈光回延安的各种保护性措施,罗荣桓还是进行了精心安排。他选派了11名精干人员,护送陈光及其夫人史瑞楚和儿子东海回延安。他还给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交待,要他保证陈光安全通过铁路封锁线。115师政治部主任梁必业到驻地同随行人员开会,把他们组成临时党支部,指定史瑞楚为支部书记,规定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保证陈光路上的安全。

临出发前,陈光和史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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