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榘沿着河边散步,见到许多战士在岸边石头上用柳条抽打羊毛。陈士榘就问罗荣桓:

“这羊毛能不能像弹棉花那样弹呢?”

罗荣桓摇摇头说:“如果有一台破毛机就解决问题了。”停了一会,他又说:“这只有等到胜利以后,现在只能是望梅止渴。”

这一年冬天,115师的领导与其他人一样,也是穿着这种羊毛棉衣。穿这种棉衣,羊毛一根一根地往外钻,弄得到处是羊毛,而且一它一它地向下坠,往往是棉衣的下部厚厚的,而上部却成了单衣。就是这样的衣服,帮助115师的指战员度过了鲁南的严冬。

在那种十分艰苦的战争年代,部队有困难只能靠自己想办法解决。

115师到山东后,本想就地获取一些给养。但山东的国民党政府却百般阻挠,说115师的防区不在山东。从根据地里搞吧,当地的老百姓本身也苦得很。没办法,一开始八路军主要是靠打仗来维持生计,但打仗也需要一定的条件,不但要有好的作战目标,而且也应有足够的实力。

后来,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山东境内的八路军,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发动全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

先是开荒种地,帮助群众耕种和收藏。但是,不久很多地方又出现军民争荒地的矛盾。罗荣桓得知此事后,就找山东军区司令部管理科长何敬之商量。何敬之提议到海边去开盐田,罗荣桓当即表示同意,并亲自参加了盐场的规划、建设和后来的晒盐劳动。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军区直属队组织了一支运输队,把自己生产的食盐运到边沿区去卖,来回100多里路,每一头牲口驮的盐可以赚30余元。

后来,罗荣桓又指示机关开展多种经营,这样,机关又成立了生产大队,下设3个生产队、2个油坊、1个酱园,还开办了供销店。当时的买卖做得还不算小,他们把山东根据地出产的花生油、豆油,有时远销到上海等地,换回根据地军民需要的药品、纱布、火柴、布匹等生活物资,甚至还可以换回军需用品。

为了发展根据地的经济,山东八路军甚至把当时在抗大华中分校工作的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留在山东帮助工作。1942年,返回延安的薛暮桥经过山东,在山东停留了3个月,后来中共中央来电催他回延安。罗荣桓就一面复电中央,要求将薛暮桥留下,一面征求薛的意见。后来,薛暮桥认识到山东经济工作的重要性,就留了下来。

另外,八路军还开了金矿,在根据地内发行自己的货币(即抗币,山东称为北海币),以加强自己的经济实力。通过自力更生,到1944年,山东八路军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当年,罗荣桓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说:

“部队在生产初步发展的基础上,一般主力机关每日可以吃到5钱油盐,1斤多菜,每月1斤多肉。并能补助牙刷、牙粉、黄烟等日用品,今年上半年,由于生产盈余,每人解决衬衣1套,体力亦渐增强。”

八路军自己动手,战胜生活困难,不但顺利地渡过了难关,而且也减轻了根据地群众的负担,赢得了人民的支持。

“你还我干部”

从根本上讲,部队的战斗力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人,二是武器。其中人是最重要的,而那些经过多次作战锻炼的人则更为重要。他们有丰富的实战经验,有较好的心理素质,还有那种在作战中能随机应变的本领。这些人是部队的宝贵财富。长征结束时,红军只剩3万多人,但后来却不断壮大,战斗力仍没有减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八路军保留了相当一批红军骨干。在抗日战争那种艰苦环境中,这些骨干却是越来越少,少也是正常的,打仗哪有不死人的?但有些却是可以避免的,这关键是一个战术问题。

抗战以来,115师有一些指挥员习惯于10年内战中那种猛冲猛打的战术。在与优良装备的日军作战时,有时伤亡过大。

1941年2月7日,教导2旅副旅长,人称“张疯子”的张仁初带着一个团,在郯马地区奉命出击时,在重坊附近与从新安镇(今新沂县城)出来“扫荡”的数百名日伪军相遇。敌人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向八路军实施进攻。张仁初跨上战马,举起枪高喊:“共产党员跟我来!”战士们跟着他勇猛地拼刺刀,给了敌人以沉重打击。但是八路军的伤亡也很严重,特别是许多长征过来的老战士和干部都牺牲了。战后,罗荣桓看到牺牲名单时,十分惋惜而又沉痛地说:“都是多么好的战士啊!”

就在这时,张仁初来了。他一脸兴奋的神情,老远就喊“政委!”罗荣桓这次既未让坐,也没有给他倒茶,而是狠狠地盯着张仁初,劈头就问:

“张仁初,你是来请功的吧?你是来领赏的吧?”

张仁初懵了,愣愣地站在那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罗荣桓厉声说:“告诉你,我这里没有功给你,没有赏给你。你真是个疯子!你还我干部,你还我战士!”

一向稳重的罗荣桓政委,此时怒容满面,透过黑边眼镜,可以看到眼睛里饱含着泪水。

“你违反了游击战的原则,拚掉了我们的红军老干部。你赔我的干部来!”

在那种你死我活的战争岁月里,作战经验就是本钱,就是财富,有时可以说就是胜利。在作战中损失了那些有着丰富实战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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