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在座谈会上的讲话得到了在场的全体人员的赞成。
座谈会后，召开了一次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决定了山东工作的战略方针、部署问题。不久，遵照刘少奇的指示，又召开了分局委员会议，分局各位负责人彼此思想见了面，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朱瑞代表分局按照刘少奇讲话的精神作了《抗战四年来山东党工作与今后任务》的报告，分局就此报告作出了决议，随即在中国共产党山东各级党组织中进行了普遍和深入的传达。
刘少奇来到山东，指导分局形成这一决议，对山东军民胜利渡过抗战的艰苦阶段，推动山东工作的转变起了关键作用，为山东抗日根据地从困难走向胜利奠定了基础。
“抗协”的改组
在115师向山东分局靠拢之前，就存在一个“抗敌自卫军”这个山东特有的问题。115师转移后，罗荣桓就此事进行了调查。
事情是这样的：1939年夏，山东文化教育界的一些进步人士，受沈鸿烈排斥，来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他们中间有老同盟会会员、大学教授，也有参加过国民党的进步分子，有的早年就与共产党有过友好关系。他们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9年7月，在山东分局的支持下，他们发起成立了“国民抗敌协会”（简称抗协），主要负责人有李澄之、梁竹航、彭畏三、杨希文、路雨亭、耿光波等。其中李澄之是在山东颇有影响的人士。他曾在沈鸿烈包办的山东抗日动员委员会内工作，因为思想进步，受沈鸿烈的排斥，便脱离国民党省政府，在地方上成立购粮委员会，帮助抗日的部队购买军粮。沈鸿烈又出来干涉，李澄之愤怒地说：“反正我们是要抗日的，国民党不让我们抗日，我们去找共产党。”从此，他和耿光波等人便来到共产党的根据地，参加抗日工作。
一开始，“抗协”作为一个群众组织，在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山东分局有的领导人忽视了发展进步力量这一工作，产生了把“抗协”组成一个中间性质的国民党的念头，硬性将“国民抗敌协会”改成“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实际上违背了“国民抗敌协会”多数成员的初衷。1940年7月，山东分局又帮助“抗协”建立了“抗敌自卫军”，并且供给他们武器和经费，还派进去许多干部。这样一来，“抗协”是既有“党”，也有“军”，而且从上到下形成了一套组织，实际上成为在根据地内与共产党、八路军平行的组织。虽然领导人都是热心抗战的进步分子，但是他们多是知识分子，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而且出现了与共产党争权争位、争人争枪等错误倾向。
115师的领导人，特别是罗荣桓对建立和发展抗敌自卫军有不同看法。1940年11月19日，罗荣桓与陈光在给115师各单位的指示中提到，对于“抗协”组织，务使其领导权完全掌握在进步分子与对我同情者手里，对于“抗协”武装，须帮助掌握，防止“造成与我对立现象”，发现有不可靠或别具野心者时，另行处理。在无法改造的情况下，则由八路军接收整理。但这些指示，并未根本解决“抗协”的问题。
不久，刘少奇来到山东，帮助山东分局解决了这一让人头痛的问题。
刘少奇提出了这样的原则：
“任何抗日政党和政治团体，到我们抗日民主根据地来参加抗日，必须服从我们党的领导和遵守党的各项政策。根本的问题在于有利于壮大抗战力量，而不是分散抗战力量。”
遵照上述原则，刘少奇与朱瑞邀请“抗协”负责干部10余人开座谈会，研究对“抗协”及“抗敌自卫军”的处理办法。
经过耐心的工作，“抗协”的负责人表示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真正达到抗战胜利的目的，愿意将“抗协”所属“抗敌自卫军”交八路军统一整编。
6月18日，抗敌自卫军编入八路军。
7月13日，“抗协”山东省总部通知各级组织，将“抗协”的半政党性质改变为统战组织性质，同时做好解散的准备。
当年下半年，“抗协”的各级干部逐步安排到政府的文教、经济等部门任职，“抗协”的活动逐渐停止。
“抗协”的主要干部和很多会员，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943年8月，耿光波、杨希文等还被选为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的委员，李澄之等被选为参议员，稍后，许多人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治军有方
如果说部队是一个大家庭的话，那么这个大家庭中每个成员的素质高不高，部队的战斗力强不强，关键就要看这支部队的领导是否治军有方。在这方面，115师的两位主要领导，特别是政委罗荣桓，有自己的主意。
1940年底，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同时受到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为了经受住这场严峻的考验，罗荣桓认为要提高部队官兵的素质，提高部队整体作战能力，更有效地打击敌人，不能只片面地强调人数的增加。素质的提高包括3个方面，一是军事素质，一是政治素质，还有文化素质。
一般来说，“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这是每个军人都明白的道理，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