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于博和张良都是这个时代最出色的学者之一，对各国的官职制度自然都有十分深刻的研究，总体来说，从春秋时期开始，各国在进行变法的同时，也在不断的进行着官职的变革，总体来看，官职的变革主要是两个大趋势，一是加强中央集权，使国家体制由分封城邦制，转变成为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増加国家的控制力；二是加强君主的权力，削弱实权大臣的权力。
而从效果来看，前一种趋势的效果十分明显，而且那一个国家在这方面做得更彻底，那个国家就更强大。而后一种趋势就明显差得多，因为君主的权力要加强，势必要削弱大臣的权力，但能力再强的君主，也不可能面面俱到的管好一个国家，他必须要依靠大臣的力量，也就必须要给予大臣必要的权力，在某些特殊的时候，还要给予大臣极大的权力。这就成了一个自相为难的矛盾。
这种矛盾又集中体现在国君和国相的矛盾上，因为在这个时代，国相的权力极大，不仅可以统领百官，而且拥有可以开府治事的权力，也就是国相可以自行组建一个行政班孑，任命府官，协助国相处理国务，相府可不仅仅是国相的住所，同时也是国相的处理公务所在，而由于所有的国家事务都甴国相处理，因此相府的权力极大，等于是一个小朝廷。也就极容易将国君架空，实控国家大权。
在春秋时代的早期，国相并不是一个常设的官职，就是因为国相的权力太大，一般的国君不敢轻设相位。而且在春秋早期，天下一共有三四百个国家，大国只有百里、中国七十里、小国五十里，就不用国相，也管得过来。但在春秋后期，经过一系列兼并，只剩下数十个国家，而到了战国之初，仅仅只剩下二十余个国家，而大国的疆域都超过了千里，甚至数千里，如果不设国相，仅靠国君根本就管不过来。
但设立了国相之后，国君又不放心，对国相多加牵制、防范，有的国君频繁的更替国相，不让国相有成势的机会；还有国君则干脆任用材智平庸的人担任国相，而放弃了真正有材能之士；而国相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在上任之后往往也会借手里的权力，扶植亲信，安查党羽，架空国君，扩大自已的权势。
因此君相之争，也是各国的常态，如果遇到有所做为，而又胸襟开阔之君，或是有材能又有品行的国相，君相的关系还能够处理得好一点，如果是心胸狭窄的国君，或是贪恋权势的国相，就会造成內耗不断，而在这个群雄纷争的时代，这种內耗几乎会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相对来说，秦国在各国当中，君相关系处理的要稍好一些，这一方面是因为秦国经过商鞅变法之后，中央集权的变革中处理得最好，国君的权力相对较大；另一方面秦国任命的国相几乎全是外人，并且本国世族，这些外人在秦国的根基不深，又有秦国的世族牵制，对国君造不成太大的危胁，相反只能依附国君，才能更好的行使自己的权力；而国君又利用外人为国相，限制本国的世族，双方互相抵消，使国君在大多数时候都能够掌握着主要的权力。
而还有一个原因，是秦国的运气也不错，自从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几乎没有出过昏庸无能的国君，由其是两位在位最长的国君，惠文王、昭襄王都有雄材大略，因此君相之争总体来说，还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不过其他国家就没秦国这么好的运气，而中央集权的变革得又并不彻底，也不能完全信外人，因此不少国力就在君相的內斗中这样消耗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