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史左光斗正在准备调任去山东济宁当他的河道总督，他的不少东林党朋友都来向他道贺升官。的确，河道总督的差事是一件肥缺，是一个捞钱的好机会。但在左光斗眼中，河道总督是一个要命的差事。皇上登基还不到一年，他杀伐果断的性格已经表露出来，如果左光斗贪污朝廷下发的银两，那他一定会被斩首示众，说不定还会殃及家人。这一点左光斗还不是特别担忧，他的清廉是朝野上下都有所耳闻的。左光斗现在最害怕的是失职，不能治理好黄河。别的事没做好，往往还可以好好商量，黄河如果发大水那就是几十万的百姓遭殃。
时而咆哮奔腾，时而干枯见底的黄河，既是中华民族骄傲的象征，又常肆虐为它骄傲的民众。让黄河完全听从人们的驯服，不再泛滥为害，是帝国几千年来的大问题。在浩浩荡荡的黄水上，出现过多少治水的英雄，也有多少人为之受辱含羞？黄河，轻易碰不得呦！
皇帝是铁了心要治理黄河的，那作为河道总督的左光斗就是碰的粉身碎骨，拼了命也要驯服黄河。在从京城出发时，左光斗的好友杨涟来送行，杨涟祝愿他能够像潘尚书一样防止水患，保一方百姓太平。潘尚书指的就是明朝最著名的治水专家潘季驯。潘季驯曾四次主持治理黄河和运河，前后持续二十七年。在长期的治河实践中，他吸取前人成果，全面总结了中国历史上治河实践中的丰富经验，发明“束水冲沙法”，深刻地影响了后代的”治黄”思想和实践，为中国古代的治河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前往山东济宁的路上，左光斗思考着治河前辈的经验。潘季驯治河成功之处，首先在于肯定“筑堤治河”这一大政方针。即使修堤的作用有局限性，缺点问题不少，但是治理多泥沙的黄河下游河道，第一就要筑堤。而且从上到下、南北两岸都要坚筑堤防。他不限于以往筑堤高过水面但求安全的消极防御思想，而是进一步把堤防作为积极的治河手段，努力加以完善。
潘季驯了解黄河下游的治理，不单纯是洪水问题，更重要的是泥沙问题。单靠堤防的力量，即使更为完善，也不能把黄河全部泥沙送入大海。河床的淤积如果不能消除，防洪安全仍然没有保证。为了减轻下游河道和河口段的淤积，因此他提出了增加清水，提高水流挟沙能力的“蓄清刷黄”新方略。这是一个巨大的创造。他原设想修筑归仁堤，阻止黄河含沙量大的洪水进入洪泽湖；再修清浦至柳浦湾堤，免除黄河南侵；更大筑高家堰，把全淮河的水蓄在洪泽湖内，以提高水位。使水出清口，增大输沙能力，冲刷黄河尾闾河段。
可是即使是潘季驯这样的有真知灼见的水利人才，他面对黄河也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明朝政府治理黄河通常是为了保证运河的畅通。在明初，沟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因为会通河水源不足，河道狭窄水浅，不能承担漕运的巨大压力。元朝的大都一直是靠着海运来支撑。朱元璋定都南京，江南河流密布，漕运不是主要问题，因此也没有对运河加以治理。
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南北漕运一跃为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朱棣下令疏浚会通河，从此南北大运河成为经济大动脉，对明朝政治、经济影响之大，远远超出前代。南北大运河通航，黄河横流而过流入大海，从此，黄河与运河结下了不解之缘。徐州北到临清一段运河往往遭受黄河泛滥冲决，而徐州南至清口一段黄河则为运道。漕运常受黄河的干扰，时通时塞。
弘治年间，刘大夏主持治河，一方面在黄河北岸筑起长堤，以防止黄河北决冲断运河。另一方面，疏通南岸支河，使黄河水入淮水，以分杀河势。这次治河工程竣工后，黄河自河南境和山东境内向北决口的威胁基本消除了，然而却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靠近南直隶的淮河河段经常出现大水灾，左光斗是安徽安庆府桐城县人。他的家乡就总是被水患袭扰，所以他才对水利有着浓厚的兴趣。潘季驯虽然减轻了水患，但是南直隶的河水泛滥并没有得到解决。左光斗越想越觉得肩上的担子重如泰山，在路上满脑子都在考虑先去哪个河段开工。
左光斗担心的是水灾，袁应泰担心的是蝗灾。蝗灾通常集中于夏秋两季，蝗虫喜欢高温环境。蝗灾发生和干旱有密切的关系，久旱必有蝗，干旱之年多有蝗灾发生。徐光启通过他多年对农业的研究，他发现湖水涨落幅度很大的涸泽是蝗虫的发生地。要消灭蝗灾，一定要根治这些蝗虫滋生地。徐光启把他的一系列理论写成书，发给身在河北的北直隶总督袁应泰。
在北直隶，一群群的蝗虫黑压压地遮满了天空，像阴霾密布的乌云，像游走低空的沙雾，一团团一块块厮搅着大地。这乌云沙雾所过之处，漫天遮日昏暗无光。四处传来，咂叶噬桑的声音汇成一片，像夏日的骤雨，又像秋风中翻滚的松涛。起落扫荡之间，成垧成顷的谷子霎时间就被吃得一棵不剩，连一根谷茎也没留下。村落里一经蝗虫，就像遭到大火，所有的树木，什么槐柳桑榆，什么椿楸桃李，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在灰暗低空中呻1吟。所有的田野都被吃成了白地，漫山遍野都是亮晶晶黏糊糊的蝗虫口液和黑泥一样的粪便，河湖港汊都变得一片浑浊。这蝗虫吃得天地变色日月无光，吃得场光地净寸草不留，吃得山秃树净野无稼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