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之后，这套制度让太平洋沿海十个港口和传统内陆大城市飞速的繁荣起来，到了今天，自然轮到了期盼三年的辽宁沈阳。
沈阳作为辽国上京道的中心和金国的都城，一直都是一个多功能的城市，像其他的幸运儿一样，被大量消费的游客和权贵们注入了大量的生命力。源源不断的外部资金转化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繁荣的保证，各种配套设施不断的建设竣工，各种服务业的软硬件都建立起来。一个大型的多支柱综合产业型的繁荣新兴城市就出现在了世界上。
帝国的中央直辖市（在帝国的地方行政体系中占据优势地位的最高级行政级别，属于政务院管辖的）只有六个。法定首都是神京（洛阳新城区），经济首都是新京（上海）、军事首都是武都（都（汴梁得益于旧时代的首都地位，在人口密度和人才聚集度上极占优势，先是穿越众为了拉拢权贵和吸金在汴梁修建了大量的奢侈品产业和文化服务业，还有大量的竞技场、赌场、剧场、博物馆和艺术馆。奠定了类似拉斯维加斯兼职好莱坞的汴梁人文中心的地位）。行政中心也就是行在是随着皇帝所在不断转移的随机大城市，太子和自然科学院自然就呆在广州这个科技和贸易中心作为应对危机情况的陪都。
多中心的帝国非常的有好处，不仅仅是因为地域广大或者统治需要，多个中心就能建设多个超大城市，就能均衡的布局和发展各地的经济，广州作为陪都更是学习明帝国朱棣的先进经验。虽然没有明帝国有蒙古那样的边患，但是陪都的机构和行政首都（行在）不仅仅能吸收大量的官员作为储备和见习阶段的过渡岗位。还能容纳大批技术官僚和政治家养老与休假式治疗（你懂的）。这在过去的王朝是不可能的，党争失败的人永无机会东山再起。这个陪都就成为了一个容纳旧时代政治模式和遗老遗少们勾心斗角的蛊池。同时也是一个警醒当政官员的措施，一旦出了问题，最有可能弹劾他们紧盯着不放的不是帝国的公检法或者外部监管机构，而是这些盼望填你空出坑位的萝卜。
这种三方监管的模式已经是穿越众能做到的极限了，体系内有公检法。体系外有廉政公署和民间媒体，在权利的边缘还有一大堆等着你出错的萝卜，帝国的官员几乎所有的行动都被盯的死死地。这个时代是华夏官员最苦逼的时代，精神上的压力最大，同样的。高薪养廉也是很前无古人的。每个月的养老金有退休致仕前薪资的80，还有一次性领取的巨额在职期间积累的养廉公积金，医疗和生活上的各种福利照旧（高于国民养老福利）。按照购买力折算，高级官员的薪资起码是旧宋时代的五倍以上，低级官员起码有十倍的上涨。所有的灰色和黑色收入被制度和监管逼的没有了，要想保持官员的积极性和办事效率，那么就有挥动穿越众最爱的金元大棒了。
资本主义的生产效率是封建农业的千百倍，那么税收自然是旧时代的千百倍。就在资本主义萌芽的旧宋时期，亿贯制钱的财税就是登峰造极了，元祐末年创下了封建时代税收的最高值，这个数字在旧时空一直到人口超过了4亿，国土面积超过了北宋四倍的我大清洋务运动末期才被超越。那么资本主义都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生产力已经进阶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华夏帝国呢？旧时代的一贯钱相当于5元。建国初年为了实施旋转门计划（用新朝的国债换取旧宋的国债），只增加了几百万的税收，平均相当于1.2亿贯（两白银）的税收。但是到了如今，统治力量深入基层乡村和社区之后。税收体系完全现代化、制度化、公开化之后，岁入已经超过了240亿以上，是建国初6亿的40倍之多，由于实行了预备役和建立了动员体系，军队现代化之后自然是大量裁军和转变军费结构了。
收入增加也得益于税收结构的巨大变化，原因很简单，工业化和世界市场的发展让境内外的贸易额和工业产能几何级数的增长，分工和地区特色的进展让物流极大的发展起来，那么对对应的所得税、营业税、资源税、增值税、关税、印花税、自然是爆发性增长了。过去的那种人丁税和农业税简直弱爆了，在旧宋元佑年间就已经低于岁入的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