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泉源知道张永东这么说，是因为伟人说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城市群众也都清楚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就是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知识青年到了农村以后，乡亲们没把知识青年当成学生，而是把知识青年当孩子，当兄妹看待。生产队干部则把知青当劳力，工作安排跟社员群众一样，无差别对待。知识青年下乡插队，相对自由一些。但要想干点啥事情，那就必须听从队长吆喝，服从队下安排。在知识青年看来，生产小队队长的一句话都是圣旨，更别说大队干部放出来的话有多厉害。知青其实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必须服从大队小队的意愿。
如今局势有变：船长甄红当了副支书，行使支书权力，让人把支书吉阳抓起来。吉阳有没有殴打知青的事情，反正撩摸一下是有的。听风都是雨。这还不是莫须有。这还有那点儿音影儿。必须的是上纲上线。上纲上线，自然要严。严到啥程度？破坏上山下乡运动，那就是反革命。
由于这件事情的转变，张永东拿不准了。他说：“我办事情都听上边的，队下让我咋着，我就咋着。我听话，我没有错。即便有错，那也不是我的错。我在大队船上，大队调我来看押吉阳：我不来，不合适；我来了，又觉得对不起吉阳。毕竟他犯那点错，无论如何也犯不着关押起来，更犯不着去惊动公安。从这方面看，船长哥也太狠毒了些。”
孙泉源说：“你说这话，够公平了。我也有这感觉。可我觉得事情并不像咱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昨天吉阳叔当家，咱听吉阳叔的，这没错；今天船长哥当家，咱们都得听船长哥的，这也没错。如果明天公社又让谁当大队一把手，咱们又该听谁的，这些自然都没错。看来咱们还是远离这是非旋涡为好。都不得罪，这是上策。可这话又不能说，说出来让船长哥知道心里又该不得劲儿了，对咱们也不好，对咱们也该有看法了。咱们还是啥都不说，当个旁观者最好。只是没人给咱这条件，咱们也做不到。”
张永东说：“或许你能当个旁观者，我可是不能。我整天跟船长哥在一起，关系真不错。再说，我上船，也是人家船长哥邀我的，人家给我寻了这么好一个吃饭地方，无论咋说，我得承情，我得感谢人家，遇事儿我得跟人家一拨吧。尽管我觉得他对吉阳叔狠了些，我还是得跟他一拨。感情用事，这也是我一贯做法，我只有这一个选择。理性也就顾不上了。”
孙泉源为他伸出一个大拇指，说：“其实你承不承情，你都得跟船长哥一拨。他现在当权，你不跟他一拨行吗？不跟他一拨那是不行的。这应该叫做顺势而为吧。其实我也跑不脱，我也得跟他一拨，这是明摆着，我也没有选择。”
说话间已走到了大队部门口。张永东的船长哥新副支书甄红，由好多人陪着，从大队部的院子里走出来。看见张永东，他说：“你去通知你们知识青年都到大队来，检举揭发材料要快些整理出来，要让那几个女知青多加回忆，尽量把事情说得生动一些。你跟你们男知青同学说，让他们都来大队看管吉阳。让你们知青都去大队副业组吃饭。”
说这话时，孙泉源就与张永东并排站在这位新副支书甄红面前。甄红连看都没看孙泉源一眼，也没跟孙泉源点个头，就由那些人簇拥着匆匆走了。张永东毕竟跟他船长哥熟识些，冲着他的后影喊：“船长哥，你这是要去哪儿，顾不上说句话，还这么急头怪脑呢。”
他船长哥对他很够意思，走到已经发动着的皮轮拖拉机旁，爬上拖拉机斗，说：“去公社。一会儿就回来。这事儿要紧得很，以后你会明白。”
拖拉机“突突突”冒一阵儿黑烟，拉着他们那几个人朝寨门那边冲。突突突又冒一阵黑烟，出寨门拐头跑了。
张永东本来想着要去挨队寻找那些男女同学，告知他们来大队报到，到副业组伙房吃饭。哪知这时候大队高音喇叭竟然吆喝起来，女声，很亲切：“我大队的男女知青同志们注意了，我大队的男女知青同志们注意了，无论你们在哪里，你们都到大队部来。你们都到大队部来。捎着碗筷。捎着碗筷。晌午在大队专业队伙上吃饭。现在就来，现在就来。有重要会议要开。有重要会议要召开。请你们快来，请你们快来。”
这很省事儿，不用去找他们了。一会儿，他们都要来大队集合，那就先去大队部看看。
大队部是个小院，进门右首面北是广播室，顺溜挨着是会议室。接着面西横着是几间办公室。支书吉阳就被控制在会议室里。会议室很大，挤挤扛扛能够容下一百多号人。里边有成排的联椅。这时候联椅都堆在后边摞起来，只剩几张围成正方形阵势，摆放在屋子里。吉阳就坐在正中的方凳上，低着头不吭气。
若知吉阳平时的气势，再看如今的场面，让人真是目不忍睹的。四边联椅上坐着看押吉阳的当地回乡青年，吉阳垂首坐在屋子正中的方凳上。都不吭声，屋里显得很静。突然吉阳从方凳上栽下来，倒在了地上。蜷缩在一起，显出痛苦的模样。旁边看管的回乡青年都在旁边看着，无动于衷，没人吭声。孙泉源在外边看见，对张永东说：“隔壁就是卫生室，让医生来看看给他开点儿药？”
张永东也是心有不忍，跟孙泉源一起走出大队部大门，往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