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母的父母的村没有多大改变，我很快找到了养母父母的家，大红色的铁门已经褪去了颜色，门上的门神已经被风吹得摇摇欲坠。我仿佛还能看见那个冻得瑟瑟发抖蹲在门口看蚂蚁搬运食物的我，我为那个被欺负得麻木的我而感到悲凉。
我敲开邻居的门，开门的是一个跟我年纪相仿的小伙子，穿着拖鞋，一脸胡子渣渣的，嘴里还叼着一根烟。
“你们谁啊？”小伙子问。
“我想找这家的主人。”我说。
“有什么事跟我说吧，我爸妈不在家。”他说。
“我曾经是隔壁俞文理的女儿的养女，每年过年会来这里一次，我想我应该见过你的。”
“哦，是你啊！快进来坐吧。”他有些意外地说，并带我们走进客厅。
“哎呀，这么多年不见你都长这么漂亮啦！现在在哪里工作啊？”他问。
“我现在还在读书，这次回来是想采访一些人。”我直接开门见山地说。
“等等！”他突然冲进房间。
过了一会儿，只见他穿了一身稍新的衣服走出来，对着摄像头很认真地理了理头发，“好了，要采访什么！”
身旁的少柯捂着眼睛强忍住笑。
“小时候每年过年我都来这里为养母的父母做卫生，然而每年都被辱骂被打骂，你还记得这些吗？”我问。
“怎么不记得，我妈每年过年都说你很可怜，觉得你命苦。可是别人家的孩子她又管不了，又不好说什么。”他说。
“谢谢你，有你的肯定我就已经很感激了。”我鼻子一酸，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
少柯拿出随身携带的面巾纸给我，我再也忍不住，用面巾纸遮住眼睛任由眼泪流出来。
少柯拍拍我的肩膀，而那小伙子有些慌张地说：“你别哭呀，我最怕女生哭啦！”
我强忍住眼泪，哽咽地感谢他，“真的很谢谢你，有你的话我更有信心去为自己做主了。”
“村里人表面都对俞家人很客气，可是背地里都不太喜欢他们，尤其是每年你被爆打得连连求饶时，邻里乡亲的都心里不是滋味。你要是需要证人，全村人都可以为你作证。”
听了他的话我更加底气十足，他也很热心地带我去各家找人为我证明小时候被虐待的事，这一切都被摄影师一一记录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