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三思当年曾有句名言：“我不知世间何者谓之善人，何者谓之恶人；但于我善者则为善人，于我恶者则为恶人耳。”这话听上去似乎是强盗逻辑，其实也无可厚非，不过是实用主义罢了，而且很像美国的外交政策：对我有利的，就是盟友，要团结，要拉拢；对我不利的，就是敌人，要打击，至少是制裁或封锁。而李林甫以后的所作所为似乎就是这句话的充分体现。
如同刘备遇到诸葛孔明之前，到处东逃西窜，连个安身之地都没有，遇到孔明后，才开始了三分天下的历程。李林甫也是一样，在和武氏私通前，他在官场上碌碌无为，随世浮沉，无论忠也罢，奸也罢，都没有大的动作，充其量也不过是跟随宇文融、崔隐甫咬了张说一口，但和武氏私通后，却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样比较当然不伦不类，但除去善恶不说，武氏确实是李林甫的诸葛孔明。在李林甫以后的一切行为中，在在都有武氏的影子。也可以说是被她教坏了。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说：“吏部侍郎李林甫，柔佞多狡数，深结宦官及妃嫔家，伺候上动静，无不知之，由是每奏对，常称旨，上悦之。”实际上，李林甫也正是在这一年才开始和宦官和嫔妃家打交道，并且窥视玄宗左右的动静，揣摩皇上的心思。这一点不仅是武氏教他的，而且应该有相当大的工作是武氏替他完成的。李林甫虽是吏部侍郎，但要广交宦官和妃嫔也有很大的难度。他并没有多少进宫的机会，在宫中也没有关系网，而武氏却有。玄宗身边的第一位红人高力士原来就出自武三思家，所以她要进宫应该是很正常的事。她又身为女人，出入妃嫔家也不会引起人怀疑。如果李林甫自己这样做，早就引起群臣攻击了。武氏究竟为他做了多少工作，自然无法知晓，但至少是帮他铺平了宫中的道路，赢得了皇上的赞许。这已是成功的第一步。
此时朝廷政局平稳，唐玄宗家中却烽烟骤起，开始了一场帝王家中很常见的“夺嫡之战”。
事情是这样的：多年前武惠妃就“宠冠后宫”，她所生的儿子寿王也最受玄宗宠爱。玄宗的原配王皇后在开元十二年被废为庶人后，皇后的位置就空虚着。开元十四年，张说罢相后没几天，唐玄宗要立武惠妃为后，御史潘好礼上疏劝谏，主要论点有三：一，武姓和李家王朝有不共戴天之仇（武则天曾灭唐也），陛下如果立姓武的人为后，有何面目见天下人？二，人间传言：“张说欲取立后之功，更图入相之计”。三，太子不是武惠妃所生，武惠妃又生有儿子，如果立为皇后，太子的地位必然动摇。
唐玄宗此时还是听得进一些谏言的，何况这三点无人能驳，便打消了立武惠妃为后的打算，但在宫中，武惠妃的礼仪却和皇后一样。这一点外廷大臣们当然管不着了。但这位御史也不是危言耸听，立武惠妃为后的确涉及到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武惠妃的父亲是武攸止，武攸止是何人？武则天的侄子也，封爵为恒安王。如果立她为皇后，以后再成为太后，难说不会出现第二个武则天。唐玄宗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打消了念头，至于张说和太子地位问题，他虽有顾虑但不会是主要障碍。
王皇后没有儿子，当时的太子李瑛是赵丽妃所生，《新唐书.后妃传》称她：有容止（很漂亮），善歌舞（能歌善舞）。在开元初年最受宠爱，所以李瑛才能以次子的身份被立为太子。武惠妃得宠后，赵丽妃也就宠衰爱驰了，在开元十四年郁郁而死。帝王家中的一条铁律就是：母以子贵，子以母贵。这两条并不相悖。比如说慈禧，虽没当上皇后，但自己的儿子当上皇帝，她也就“母以子贵”，和皇后并肩为两宫皇太后。而“子以母贵”就更好理解了，皇上最喜欢那个妃子，自然爱屋及乌，也最宠爱这个妃子生的子女。而这个妃子生的儿子也就最有希望成为太子，如太子李瑛。东汉光武帝就是因宠爱贵妃阴丽华，执意要立她生的儿子为太子，而当时皇后所生、已经策立的太子也很乖，不等父亲废他，主动交出太子的位置，可谓识时务者为俊杰。
没娘的孩子没人疼，自玄宗宠爱武惠妃后，就把一腔父爱转移到寿王身上了。赵丽妃死后，李瑛更是备受冷落（后爱薄），此时他也应该主动让出太子的位置，就不会有以后的杀身之祸了。可惜他身边没有一个好老师。
随着寿王李瑁的年龄不断增长，夺嫡之战也进入白热化阶段。唐玄宗也开始正式考虑是否废太子、另立寿王为继承人的问题。他向张九龄透漏自己的心事，张九龄却死保太子。并且给他摆出一大堆鲜血淋漓的例子：战国时的晋献公、西汉汉武帝、西晋晋惠帝以及隋文帝等等，都是因为废长立幼，引起国家动乱，甚至导致国家灭亡。这些事例唐玄宗自然也是一清二楚，他读的书也不少。但这事不是用道理能摆平的，否则历史上也就没有那么多的夺嫡之战了。归根结底还是汉高祖刘邦的那句名言“终不使不肖子立于爱子之上”。但作为大臣而言，拥护太子、巩固国本是理所当然的事。但身为吏部侍郎的李林甫却毅然投向了另一方。他通过宦官向武惠妃表达了自己的忠心：愿保护寿王。《资治通鉴》在记录这一段时又添加了两个字“尽力”，就是：愿尽力保护寿王。
这其实就是向武惠妃表白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决心：自己是坚决站在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