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隐甫此时正是宇文融跟李林甫名义上的上司，也就是御史台的正长官：御史大夫。而他为什么要参加这个计划，因为他跟张说结有梁子；多久以前呢？不久，就两个月前。
原来在开元十四年二月的时候（也就是“十诠”事件如火如荼的时候），崔隐甫原本担任河南尹。李隆基有意调他回长安担任要职，但是张说却在皇帝面前说，崔隐甫不懂文学，不适合担任文职高官，建议任命他为金吾大将军，但皇帝不同意，折中之下，就任命崔隐甫为御史大夫。
崔隐甫对张说在中间搅局非常不满，因为他原本期待自己能当上宰相，现在当了御史大夫，位置虽然不低，但并无实权；另外张说讲他不通文学一事更是令他愤恨不已，唐朝是诗的国度，在很多场合都要写诗，如祝贺，送行，筵席等，张说这么一说，如果外传出去，他岂不颜面扫地，以后哪敢有人再请他写诗！所以宇文融他们要弹劾李林甫，崔隐甫自然义不容辞地参加了。
开元十四年四月四日（时间有安排喔！还真完美，三个四，摆明就是要致张说于死地！），崔隐甫/宇文融/李林甫三人联名上奏，弹劾张说，罪名有三项：
（一）：招揽神棍看星相及占卜。
（二）：跟和尚道士讨论国家大事。
（三）：张说亲信张观/范尧臣倚仗张说权势“市权招贿，擅给太原九姓羊钱千万”
这三项里面，前两项乍看似乎无关紧要，事实上最是切中要害，因为这两件事都暗示着张说有不臣之心，而张说现在就位居官员最高的位置，想要往上一步，还能走到哪里？自然是那个唯一的宝座。其次，张说本人有前科，他上次被贬（参考第四章）就是因为姚崇在李隆基面前暗示他跟亲王搅和在一起，可能有不臣之心，这次用类似的罪名来罗织其罪状，李隆基岂有不疑心之理。
第三项却是实打实的铁证如山，张说的的亲信确实有做那件事，至于是否“擅给”，张说是否指使或知情，当然是另外一件事了，但只要有司一查，这件事必然是铁证如山，无可否认。
我们不得不佩服李林甫确实是陷害人的大师，几件不起眼的小事，在他的策划下，竟然能编出这么天衣无缝的一张网。至此，我完全能理解宇文融为何会有不寒而栗的感受。
另外，需要三个人联名上奏一事也是有讲究的。首先，这三个人是御史台的最高正负长官，三人联名上奏就表示这是御史台的集体行动，而不是一个人的意见；再者，弹劾本来就是御史台的职责所在，就算最后查无实证，也不能太怪罪御史台的官员，只能说他们误听人言而已。
奏章一上，一切如李林甫事先料定，李隆基被刺激的大怒，命令金吾大将军带兵围住张说的府第（这阵势简直像是在处理谋反的案件！），并指派侍中兼宰相源乾曜，御史大夫崔隐甫，刑部尚书韦抗，大理少卿明圭四人组成审问团在尚书省审问张说。案发后，张说的兄长，左庶子张光前往朝堂“割耳称冤”，但也无济于事。
这时，高力士因为陪伴在李隆基身旁，就提醒皇帝说：“
“张说为人刚愎自用，下面的人仗其权势，行为不端，或许是有的；但想要有不臣之心，应该是不至于。如果逼的太急，万一张说自杀，恐怕对陛下的声誉有影响。”
李隆基这时比较冷静了，觉得高力士的进言不无道理，于是派高力士去查看张说的情况，高力士到了张说家，只见张说蓬首垢面，坐在一张草席上待罪，家人吃东西也只敢用瓦器吃饭，高力士看了也很不忍，于是回到皇宫后就向皇帝据实禀报。
李隆基听了高力士的禀报，心中也觉得哀戚，又想到张说对国家有过大功，就指示有关单位从宽处理，最后把罪名集中在张说亲信及跟他们来往的一些人身上，对于张说，则只是免去其中书令的职务，同时不再兼任宰相。
这样的结果，出乎御史台“告状三人组”的意料；不过他们对后续行动的看法，有些不同。
对崔隐甫与宇文融来说，他们已经跟张说势同水火，所以坚持要继续斗争！
对李林甫呢？他觉得有必要再好好想一下接下来要怎么做！
于是李林甫决定闭门谢客，关在家中思考了一天一夜，最后得到了三个结论。
第一：自己的理论虽然没有问题，但实务经验显然还要精进，漏算了高力士这个“x”因素，以后要思考得更周全一些。
第二：自己不需要再掺和到跟张说的斗争中，一来自己跟张说并无直接冲突，二来自己如果继续跟进，则会被贴上宇文融同党的政治标签，对自己长期发展不利。
第三：宇文融他们必然会跟张说持续斗争，这没什么不好，一旦他们两败俱伤，反而会空出好多位置来；至于自己，现阶段应该想办法离开御史台这个是非地，到像尚书省的“六部”之类的实业单位去发展，并取得绩效，当以后空出位置时，自己才有机会更上一层楼。
李林甫主意一定，于是不再参加“三人组”的活动，而且开始四处活动，很快的就找到一个机会，跳槽当上了刑部侍郎。
李林甫不参与，崔隐甫跟宇文融就麻烦了，没人策划方案还是得继续斗争啊！于是只能硬着头皮上，继续找事攻击张说一党。
张说这边虽然略有损伤，但毕竟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