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说刑罚不应该施展到士大夫的身上，因为他们就在君王的身边，而且这样子才能培养士大夫拥有廉洁的品行与羞耻之心。所以俗话说：“士可杀，不可辱”，就是这个道理；而且之前我在北方的时候（指当天兵军节度大使的时候），听说在朝堂上当场用棍子打姜皎（姜皎是张说的同党，见第四章），姜皎是三品的高级官员，而且过去也立过功劳，今天如果有罪该判死刑就应该判处他死刑，有罪该判流放就流放他，为什么要用棍子打，以对待衙役的方式来对待高级官员？姜皎的事已经过去了，不能更改，裴伷先罪行应该流放，不应该再用棍子打他，犯从前犯过的错误。“
李隆基听完，觉得张说讲的有道理，就宣布按张说讲的去做。在心中对张说的好感又加了几分，对张嘉贞则不免有些鄙视。
张嘉贞的提议被张说这么一大段话给反驳了，皇帝还称赞他，心里自然很是不爽，当着皇帝的面不好发作，一退出朝堂后，就迫不急待的质问张说：
“刚才只是讨论事情，你端出那么深的大道理出来干吗？你是有意跟我过不去吗？“
张说是斗争老手，自然不会像张嘉贞这么沉不住气，只见他不慌不乱的说：
“你知道么？宰相这个位置，运气来的时候就有机会坐上去（似乎暗指张嘉贞宰相位子来得太容易），但运气不好的时候，裴伷先的下场也可能是我们会遇到的。今天，我们建议皇上打高级官员大棍，搞不好，明天棍子就打到我们身上了。所以我说那一段话，并不是为了保护裴伷先，而是保护我们及天下的高级知识分子，你晓得吗？”
张嘉贞被张说这么讲，一下子被噎住了，回答不出来，但两人的嫌隙却自此更加深。
不过似乎自从张说的“天敌”姚崇去世后，张说一下子就功力大增，无人可挡，充满活力。除了暗算了张嘉贞一把外，在这一年，他也向李隆基提出了有唐一朝最重要的军事改革政策，这个政策影响了此后唐朝近二百年的军事部署格局。
前面提到，张说在开元九年借助党项人的协助平定了胡人“康待宾”的叛变，而在本年，其余党“康愿”又聚众起兵，自称“可汗”，张说出兵讨伐，把他生擒，完全平定叛乱，为了避免胡人再度聚众起事。就把其残余的部族内迁，安置在河南附近的州县。
做完这件事后，张说认为短期北方暂时没有强大的外敌，而目前全国的边防驻军达到六十万之多，对国家民众的负担都非常沉重，建议裁减军队二十万，让他们返乡务农。
面对张说的这个建议，李隆基犹豫不决，不晓得这样大规模的裁军是否会对边疆的军事力量造成很大的冲击！
张说了解李隆基的顾忌，但这几年他都在边疆，对边疆的状况很是了解，就以过来人的身份再次向皇帝建议说：
“现在各卫军（唐朝的府兵，平常主要在各道，需要轮番戍卫京师），主要是在各地征召而来，二十岁就服役，六十岁才退役，家人又不能免除捐税差役，长期下来，士卒逃亡甚多，征召的都是老弱病残，不堪大用。我建议改行招募兵员（募兵），不再征兵。同时不要追查过去被征召士卒逃避兵役的罪责，则逃亡士卒必定踊跃应募。”李隆基也同意，很快就集结了十三万精锐部队，交付各卫军，轮流戍卫京师。
张说这个提议，影响很大，唐朝的府兵制至此逐渐消亡，募兵制取而代之，那么到底这个建议对吗？
如果为百姓着想的话，这个建议是对的。府兵制起源于北魏，大家可以从木兰诗（一般认为木兰诗是北魏时期的作品）中看到征兵时的情况：“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被列入军籍的男子，除了超过六十岁（古代能活超过六十岁的比例实在不高），或是死掉，都无法逃避兵役。花木兰就是因为父亲年老身体不好，家里又没有其它男丁可以顶替，才迫不得已，代父从军，可见府兵制对这些军籍家庭造成很大压力。
当然，花木兰在军队中十二年没有被发现，也同样是在这段诗中就交待得很清楚了，因为“木兰无长兄（胸）”嘛！所以多看诗是可以了解历史的。
但在安史之乱时，这也造成的问题。募兵成型后，各地折冲府（征兵司令府）逐渐萎缩乃至消亡。当叛军席卷各地时，地方政府无法在短期内聚集足够的兵员对抗，致使叛军能轻易的高歌挺进，势如破竹，这不能不说是募兵的后遗症。但无论如何，张说是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安史之乱的问题，不应该归罪于他。
开元十一年，张说与张嘉贞的不合更形激烈，这两人在以前曾经有上下属的关系，当时张说是兵部侍郎，而张嘉贞是兵部员外郎，也就是张说是张嘉贞的老长官，而现在两人同朝为相，张嘉贞不仅不买老长官的帐，在处理事情时，还常常跟张说针锋相对，这让张说心里也十分不悦，决定要找机会好好的修理张嘉贞，一次就把他踢出宰相的行列，于是就派人去收集张嘉贞及其亲属有无不法情事，准备扳倒他。
皇天不负苦心人，张说终于找到了一个好机会，透过下属回报，张说发现张嘉贞的弟弟金吾大将军张嘉佑贪污受贿，并取得实证。张说暂且不告发，决定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