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查这个，倒也不难，村子不大，在查文斌去西藏的时候，村东头确实有人自缢了，大约是在一个月多前。
村东头有一户人家，户主姓余。老余有膝下有三个儿子一个姑娘，老伴儿死的早，他一手靠着自己的篾匠活拉扯大了四个孩子。
浙西北产竹子，这儿有着大片大片的竹林，靠山吃山的农民们从这种韧性绝佳的植物身上发明了篾，从竹篾做成的箩、篮子、桶、匾等等生活用具一直延续了上千年。老余就是靠着一把篾刀硬是养活了一大家子人，竹篾多倒签又是异常锋利，干这行，靠的完全是手指的力量。也正是因为如此，老余的手指在他四十多岁的时候就不能做到弯曲了，等五十岁的时候已经是基本残疾了。肿大的关节、粗糙的皮肤，厚厚的手指甲，刀疤贴着刀疤让他的双手伸进热水里都感觉不到温度。到了冬天就是老余最受罪的时候，他的手指和手掌便开始会开裂，露出里面鲜红的肌肉，只能用毛巾包着。
就是这样一位老人，先后给三个儿子造了三栋新房，娶了三房儿媳，最小的姑娘陪嫁的时候那也是在村里不落下风，可以说，他这一身的心血都花在了儿女身上。
而他的三位儿子如今都已各自成家，要说这人到晚年，儿孙满堂正是他老余该享受的时候了，辛苦了大半辈子拉扯后人，现在是轮到儿孙们孝敬他了。
可现实生活中的确有那么一匹不孝子和白眼狼，老大发话他是最早独立成家的，老余应该归两个小的管；老二发话，自己家屋子小，住不下；老三发话，他是最小的，养老的问题应该归哥哥。可怜老余辛苦一辈子，人到黄昏时被三个儿子跟皮球一样的踢来踢去，唯独小女儿偶尔把老人接回去住，可毕竟是嫁出去的姑娘，老余好面子，不想给她添麻烦，自个儿回了老屋肚子单烧。
年纪大了，手又残了，老余已经没办法再干篾匠的行当了，家里的田地又早早给三个儿子分光了，他唯一的财产就是这三层的土坯房。因为年久失修，常常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一个土灶，一张他结婚时的床，两个木头箱子外加几把篾刀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了。
老余年轻的时候在村子里是出了名的老实，不料老了却落了这么个下场，村里的人看不过去，有热心的就隔三差五的去送点吃的。村里为他的事也找三个儿子协调过，几番都没成功，就为了他办了低保，只能买点米勉强糊口。
最大的难处其实还是伤病，即使有了米，老余的手也很难弄到一口热的吃。这样作孽的日子过了有三四年，到了那一年的开春，村里要搞竹木加工厂，老余那老宅子要被征用。
原本从不往来的三个儿子一听要拆迁，天天都往老余哪儿跑，三个儿媳恨不得雇轿子把老头往自己家里抬。其实老余心里明白，这是他们惦记着那点拆迁款。村里的干部也考虑到了他的情况，说是给老余重新挑一块地盖平房，剩余的钱就留给他养老用。
那三个儿子整天去村委会闹事，闹的人是工程也开不了，最后老余出来妥协了：就给钱吧，房子不要了。他这样做，是为了不给那些照顾他的干部们为难，老余是个好人。
钱自然是没有进了老余的口袋，三兄弟为了怎么分这笔钱大打出手，菜刀锄头都用上了。那天也注定了和平时有些不一样，四五月的天气，大中午的浙西北竟然罕见的飘了一阵子雪花，天空阴沉的有些可怕。老余的身后是三个儿子鼻青脸肿的互相叫骂声，儿媳之间的撕扯声，还有钞票哗啦哗啦的响声。
中午的时候，有人看见老余拿着他那把篾刀进了林子，下午两点的时候，工程队准备去拆房子，打开房门的时候看见老余吊在一根麻绳上，双脚直挺挺的。他的脚下是一口棺材，那是很久之前他还用能力的时候从外公那儿定的，棺材两边各放着两根抬杠用的木头，用红纸糊着，所有的一切他都给自己准备好了。
那是一身已经洗的发白的蓝布中山装，补丁补的相当不专业，据说这是他结婚那年买的，也是他唯一一套拿的出来的衣服，但是很干净。
老余就这样走了，他的葬礼办三个儿子都要出头办，因为在那儿白事是有份子钱收的，这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为此事，三兄弟又大打出手，但是却没有人为老余流过一滴泪。
查文斌没在，这丧事自然也就没有道士做场，按说这样的非命是一定要请人来的，但是为了图省钱，能免则免，就连寿衣老余都没捞着。最后，老余下葬了，剩下那两根抬杠的木料都被儿子给卖进了木器厂，绳子则在半道就给丢了，不想就这样阴差阳错的被超子捡了去。
说出这件事的，是村里的张嫂，她是老妇女主任，也是负责给老余生前送米送油的。查文斌自然也是认识他的，因为过去他也会问老余定些东西，比如他常用到的灯笼都是老余给做的。
就连昌叔听完了张嫂的陈述都用拳头敲打着桌子一个劲的咧咧道：“不孝子啊不孝子，遭雷劈的啊！”
查文斌向来是不喜欢管人家家务事的，但老余的确是走的太冤了，特别是张嫂跟他说老余死的时候眼珠子瞪得老大，怎么合都合不上，看得人心里发毛，最后他那小儿子用黄纸盖在他脸上才算了事。
“你们跟我去一趟，昌叔，你这件事回头我会给你个交代。”说着，他便带着几人准备出去，素素拉着昌叔跟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