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早已经是兴盛起来,大明商人别说和边上的朝鲜日本等国通商,便是那万里之外的法国、英国等国家,也是贸易频繁。
由此可见如今大明对外贸易之昌盛。
而贸易却又是利润极其可观的一个买卖,转手之间,便可获利数倍,数十倍,这又岂是地里刨食的庄稼汉可比。
便说那江南之地,还有那沿海地区,那些以贸易发家致富的豪门大商,这些人身家哪一个不是以十万两,百万两,甚至千万两计算。
但是大明王朝的税收制度却又是如此病态,家徒四壁的农户,每一年被农税逼的要死。
而那么身价巨万的商户却又是几乎不用交多少税。
而且这样的情况越到大明后期,越严重。
到了崇祯帝时期,崇祯帝在那些所谓的正人君子们的建议下,更加是将商税茶税什么的撤销大半,和废了没什么两样。
以崇祯十五年九江一个沿河港口为例,一年所得的税赋竟然只有七十三两二钱银子。
就问一点,这收上来的银子,够这一个港口官员所需俸禄的分毫吗?
俸禄都不够,更不要谈补贴朝廷了。
这种情况可以忽悠崇祯帝,可是忽悠不了李起。
所以李起这一次免除的只是农税而已,并没有免除商税。
李起就是要借这一次机会,用商税来取代农税的地位,在这三年里,商税毫无疑问将会扮演重要角色。
有的人也许就要问了,那李起难道就不担心这些豪商巨贾会聚众作乱吗?
要知道这些豪商巨贾个个身家巨万,这身后的势力和人脉那也是不俗,
难道李起一点都不担心吗?
答案是李起还真是不担心。
要知道在古代的封建王朝,商人要想闹事,那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因为商人本身自己是不具备闹事条件的,因为他们是属于金字塔尖的人物,属于极少数的人。
而极少数人要想闹事,闹成事,闹大事,那一定是要借助别人的力量。
而这个力量通常来说只有三个,第一是农民,第二是官员,第三是外敌。
李起宣布取消农税三年,徭役三年,无疑是极其得人心的,农民便是最大也是最直接的受益者。
试问这些农户得到了这么大的利益,他们还会受那些商人的蛊惑驱使吗?
这显然不可能。
而那些官员天天在李起眼皮子底下打转,李起对他们各个都看得通透,
这些人要想跟忽悠崇祯帝一样来忽悠李起,这显然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再加上李起武功赫赫,手里掌握着刀把子,那岂是好惹的。
能够当官的,那自古以来就没几个是傻子,试问又有几个官员敢冒生死族灭的下场,在李起面前闹事呢?
最后就只剩下外敌了。
也就是说勾结像李自成、张献忠,或者说是关外鞑虏这样的人。
且不说他们能不能勾结上,便是勾结上了,李起也不怕。
一来李起本身就要对他们动手。
二来,如果他们勾结上了,那么李起更加有正大光明的理由处置他们。
李起还巴不得他们能够混在一起呢。
再有就是像李自成、张献忠还有关外鞑虏,这些人本身就是无法无天的所在,
在自己大明朝廷的统治下,多少还能有点王法约束在,毕竟三百年的王朝,多少还是要点点面。
然而到了他们那一边,则完全是将全部的身家性命,寄托在一个完全没有章法,完全没有道德品性,完全没有约束的人手中。
这是没有任何保障的。
能够成为豪商巨贾的,李起相信他们之中也没几个是笨蛋。
所以李起相信他们也能看得明白。
正是因为有如此情况,所以李起丝毫不担心这些人会闹事,
有道是时势比人强,李起相信只要是稍微有那么一点脑子的人,他们就会服从自己的管理。
虽然说自己会对他们进行加税,但是税赋本身就是建立在他们营利的基础上,
如果他们没有利润,他们就不会去做买卖,不做买卖,又从哪里去收他的税呢?
收他们的税越多,往往也就意味着他们赚得越多。
有道是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
若是他们连这些税赋都不想交纳,便不可能赚取更多的利润,这么基本浅显的道理,
李起相信他们大多数人应该是能够看明白的。
尽管说以前他们也赚同样多的钱,却几乎一分银子也不需要交,
可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天下局势乱成这样,谁都知道朝廷要银子。
可朝廷免了农税,银子从哪里来?
只要朝廷增加商税比例,那很明显就是要从商人身上来。
这些人若是还想像以前一样不交银子,那就只能断了买卖,什么也别干。
这样的话,他们一分银子都赚不到,而日常的生活开支却是巨大,
入不敷出,家道败落也只是迟早的事情。
所以他们不会傻乎乎的不做买卖,更不会傻乎乎的用自己的人头,去试李起的刀锋。
至于另一条,李起宣布大赦天下。
无论他们所犯何罪,只需要一年内向朝廷投诚,那么李起将会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这个政策不但只包含一般的土匪贼寇,甚至连李自成、张献忠他们也包含在内。
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非常惊世骇俗的决定,要知道李自成那可是逼死崇祯帝的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