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纳和阿龙左顾右盼，东张西望，我扫了一眼大厅里的人群，没见到一个中国的工作人员在接待，我向黑人门卫说明来意，门卫示意我直接去窗口询问。窗口内，只有一个黑妹在忙乎。
“我们来办理驾照认证。请问怎样需要哪些手续？”我急切地问道。
“你稍等一下吧！我现在很忙，等下我打电话叫人过来。”黑妹头也不抬，兀自忙着手上的事儿。
我十分失望地回到排队的人群中继续等待。阿龙和纳纳跑到门外抽烟去了。我等得有点不耐烦了，纳纳进来问了两次后，又跑了出去。排在最前头的那位哥们还没有要走的迹象，陆陆续续又来了几个办理护照换发的同胞，几个等待签证的黑人也急不可耐地走了，接着两个华人妇女嘴上嘟囔着不干不净地话后也愤然离去。
等待的人群开始议论纷纷，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烦躁不安的气氛。黑人办事效率很低，尽人皆知。有这么多人在等着办事，可就一个黑妹在忙活，得等到什么时候啊？有的人开始抱怨使馆不近人情；有的埋怨自己来的不是时候。
我忍不住再次跑到窗口去问个究竟。到底是怎么情况搞到现在还没个令人满意的结果。
“我已经打电话了，可是无人接听。你再等等吧！”黑妹也有些不耐烦了。
我十分无奈地再次回到等待的队伍当中。阿龙忽然跑进来问情况怎样？我不明所以，无言以对。时间在无尽的等待中悄然而过，阿龙十分懊恼地摇了摇头说：“排到了，叫我一声。”他又跑到外面抽烟去了。
站着的双脚开始发麻，我蹲了下来，掏出手机拨打在网上查到的使馆电话，电话是自动语音留言，我拨了几次始终都是无人接听。心烦意乱之时，旁边有一个正在排队的同胞跟我说，办理驾照使馆认证之后再去车管所还是一样的手续，不如直接到车管所办理，别管使馆认证了。这位仁兄善意地提醒令我暗自窃喜，纵观眼下这阵势也只能这样。
我垂头丧气地走出门，仿佛一只斗败的公鸡。阿龙看到办个事儿也这么闹心，气就不打一处来，他气呼呼地骂道：
“特么的逼！这些人办的什么破事？这么大个地儿，就一黑妞在上班，其他人都泡马子去啦？”
“龙哥，稍安勿躁，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啥回事呢？里面有个哥们建议我们先去车管所看看。”我安慰他。虽然我的心里也憋着一股子窝囊气。可又不知道从何处撒。纳纳启动了车子，我们直奔车管所。好在路程不是很远，否则我们非跑断腿不可。
车管所的门卫挺着大肚子，仿佛一只待产的母牛。长得这么胖可他的行动到时十分敏捷，纳纳点头哈腰地问他：
“先生，要把中国驾照换成加纳驾照，怎样办理？”门卫翻着白眼瞟了纳纳，摊开双手表示无可奉告。
阿龙掏出一根烟递给门卫，门卫眼睛为之一亮，才悠悠地说道：“先生，你先将中国驾照翻译成英文才行。附近的法兰西联盟就有人专门做翻译。”我们撇下门卫，直接上车就走。炎炎烈日下，在没有空调的破车里，我们开了二十分钟的车程才到达门卫所说的法兰西联盟所在地，进门一问，居然只有英法互译，不提供中文翻译。不过热情的工作人员在纸头上写下了可以翻译中文的外语学院地址。
我们按图索骥，驱车到达一个类似学校的地方，问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说这边没有中文翻译，根本没有翻译的业务。
无可奈何之下，我们再次回到使馆。此时已过十二点，黑门卫紧闭大门，右手直指值班室墙上的钟表，示意已经下班了。我瞟了一眼使馆门口的牌子，上面写着：周一周三办公，时间：上午8：30-12：00。
我心头的怒火升腾，恨不得砸了那牌子。特么的逼！跑了两趟，居然连个管事的中国人都没见到，连接电话的都是黑妹，搞个毛啊！可发火也没用，烈日当空，大门紧闭，我就是喊破喉咙也于事无补。
我们一行三人十分无助地回到车上，阿龙瘫坐位子上，抽着闷烟。纳纳仿佛一只被阉了的公鸡，有气无力地把着方向盘。车上的气氛显得异常沉闷。我木然地望着窗外，心情十分地复杂。使馆大门的院子里有个十多米高的旗杆，空气中没有一丝风，红色的旗子耷拉在旗杆上，旗杆的高度和高大的建筑极不相称。一周工作才两天，工作时间又那么短，怎么可能连使馆官员都见不到呢？
加纳是个民主国家，路边电线杆上随处可见各种议员候选人的头像在风雨中飘摇。显得十分简陋，十分寒酸，仿佛告诉我们这是一种十分普遍的政治生活。非洲人虽然很穷，但是他们手上有选票，可以选择自己的领导人，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我们中国人虽然很富裕，但还是奴才，连开口说话的权利都没有，更别谈什么当家作主了。
车行驶在在加纳的公路上，时不时可以见到“你不给我通电通水我就不给你投票”这样的标语。表达着一种十分朴素的政治理想。加纳人游行示威早已家常便饭。狱警没能享受到涨工资的同等待遇，监狱立马关门，路边点燃几个轮胎，高歌呐喊也算是示威，在我们这些外国人看来，这简直实在开演唱会。
回到工地已是下午两点。蓝鸟和杨叔他们刚刚吃完午餐，也没顾得上歇息，热火朝天地干上了。我和阿龙跑到厨房，草草垫饥之后，再次拨打使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