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说到元宏一意孤行，不顾众多大臣劝阻，率领大军南下征讨南齐帝国。而南齐皇帝萧鸾的反应也十分迅速，立即全国动员，抵抗侵略，各个战场的军事据点守将纷纷登城固守。
北魏帝国在分兵围困并攻击南下途中的据点小城市的同时，兵团主力纷纷越过淮河，大举南下。公元495年春2月，皇帝元宏率领铁甲骑兵抵达南朝中线重镇寿阳城下。史书记载2月5日，元宏登上八公山，作诗纪念，途中突遇大雨，皇帝命令撤去自己的伞盖，和军兵一起淋雨，遇见患病士卒，则亲自安抚慰问。
史书中关于魏孝文帝元宏这种“博爱仁慈”的描写还有很多，但其实作为一个政治家和君主来讲，这种显示出来的东西实质上“作秀”的成分更多于自己真情的表露。皇帝元宏对于自己兵士的作秀在战争中并不会起到不好的作用，但我们这个“博爱”的皇帝对于敌对阵营的兵士一样的“博爱”，就让人十分不解了。
《魏书》记载，当魏军南下淮河之时，曾经俘虏了南齐帝国3000士卒，献于皇帝发落。没想到元宏却说：“这些人在萧鸾手下做事，当然为萧鸾所驱使，罪过只在萧鸾一人，这些兵士有什么罪过？！”于是下令把这些俘虏全部释放。
上一章我们就介绍过元宏此次南下之初，就严令北魏军队不得骚扰百姓，虽然从军事角度上讲并不是很好的决策，和当年尉元“怀柔安抚徐州地区的大战略”表面相似，实际却相差万里，但是从人道主义角度看，我们还是要为元宏的这个决策点个“赞”。可是元宏居然这么轻易的释放了3000多敌方士兵，就让人不得不大跌眼镜，发出“宋襄公之颟顸”的感叹了。
“兵”乃国之“凶器”也，元宏释放俘虏，表面上看是他“大仁大义”，可此时两国正在交战，当这些兵士回归南齐之时，必然马上被重新武装，拉上前线，与北魏为敌，在残酷的战争中，这3000士兵还不知要杀伤多少北魏军兵，元宏对敌军的“大仁大义”岂不就是对自己军兵的“不仁不义”？元宏用自己子民的鲜血来沽名钓誉难道也值得后世的赞扬吗？
孝文帝如何作秀暂且不表，北魏大军抵达南齐淮河南岸重镇寿阳后，元宏先礼后兵，首先派人呼唤寿阳守军，企图先用外交辞令挫一挫南朝的士气。当时南齐寿阳守将萧遥昌派参军崔庆远出城和元宏对话。
元宏质问崔庆远：为什么萧鸾罢黜皇帝，自己登位，做出大逆不道之事，此次北魏南征正是为主持公道而来。崔庆远则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口吐莲花，引经据典，为萧鸾开脱，一时间竟然说的元宏无从下嘴。于是元宏不得不赞许崔庆远的进退得体，赏赐美酒、菜肴、衣服，并送他返回寿阳。
我们知道，孝文帝元宏从小在冯太后的“悉心教导”下，熟读儒家经典，并想以“礼”治国，同时完成统一大业，岂不知“儒家学派”本身在逻辑上并不是一个“无懈可击”的体系，他只能在限定的时间、地点、人物的前提下，发挥其统一思想，稳定政权的作用。而在群雄争霸，嗜血攻杀的环境中，儒家理论往往会陷入到难以自圆其说的窘境中。读者可能不好理解，我不妨举一个例子供大家参考。
《汉书.辕固传》记载，西汉景帝时，皇家博士辕固和黄生有一次在皇帝面前争论。黄生说：“汤武不是受命于天，而是杀害其君主而得天下。”辕固说：“不对，桀纣****，天下之心都归附汤武，汤武顺应天下之心而杀桀纣，桀纣的百姓不听桀纣指挥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才即王位，不是受命于天是什么？”黄生说：“帽子虽破，但是要戴在头上；鞋子虽新，却要穿在脚下。因为上下有别，桀纣无道却是君上，汤武圣明，但是臣下，主上行为不当，臣下不直言纠正，反而因为君上有错而诛杀，代替他南面而立，不是弑君又是什么？”辕固说：“这么说来，我朝高祖皇帝刘邦代替秦天子之位，难道有过错吗？”汉景帝听到这里，再也坐不住了，说到：“吃肉不吃马肝，不是不知道味道好坏；讲学问不谈汤武受命，也不是愚蠢的行为啊。”于是这场争论草草结束……
儒家学说讲究礼仪忠孝，君臣父子之道，所以被历代皇权利用，禁锢人民思想，不要犯上作乱。但是这套学说只能用在当代，不能用“演绎法”向前向后，向宏观向微观进行推演，于是“汤武弑君”就成了儒家无法跨越的硬伤，历代大儒只好用“受命于天”这种言论搪塞过去。于是在战乱年代，有枪就是草头王，谁也不会用儒家这套理论来禁锢自己，“丛林法则”配合“儒家学说”的真相就是“胜者王侯败者贼”，谁的势力大，谁就是“皇权神授”。
魏孝文帝元宏汉学功底再深，当然也破解不了“儒家学派”的这个硬伤，于是在寿阳城下和南齐使者崔庆远说了个难解难分自然是预料之中的事。外交战没捞到什么好处，元宏也没有因此强攻寿阳，而是派偏师监视，主力则沿淮河东进。元宏放弃攻打寿阳，当然不是因为崔庆远的三寸不烂之舌阻挡了魏军攻城，而是元宏忌惮于寿阳城的高大坚固，以及十几年前刘昶在寿阳城下的大败而回（参考“萧齐代宋”）。
很快，魏军主力于公元495年2月17日，抵达钟离城下，立即围城。钟离城，位于安徽省凤阳县临淮镇东1.5公里处，是历代南朝戍守淮河南岸的军事重镇。